展群英风采,上医与李约瑟的渊源

来源:http://www.frontrowLondon.com 作者:学信档案 人气:125 发布时间:2019-09-18
摘要: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1900-1995)的大名在中国知识界可谓无人不晓,他的不朽业迹随其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C”)早为国际学术界所熟悉。今年是李约瑟110周年的寿辰

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 1900-1995)的大名在中国知识界可谓无人不晓,他的不朽业迹随其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C”)早为国际学术界所熟悉。今年是李约瑟110周年的寿辰,我们十分怀念这位在复旦校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外国学者,故应邀撰写本文。为行文方便,笔者对文中提及的先贤前辈均免称先生而直呼其名,特为说明。

曾长期在复旦工作的张孟闻教授(1903-1993)是我国著名的动物学家,两栖类、爬行类动物学专家,长于脊椎动物分类学和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为我国生物科学史奠基人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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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与李约瑟的渊源要从抗战时的重庆谈起。1943年2月24日,著名生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肩负着战时的援华使命,从印度飞越“驼峰”抵达昆明。一到昆明,他就马不停蹄地“走马观花”,去郊外西南联大及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参观访问,数周后即往陪都重庆,开始了他在华四年的传奇式生涯。是年4月,李约瑟一行参观了北碚众多的科学文化机构,其中参观复旦即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

张孟闻教授系浙江宁波人。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1928年应著名生物学家秉志先生之邀,任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1934年底,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甲种奖学金赴法国留学。他在随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以《中国蝾螈专论》的论文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荣获“极优”的评语,受到广泛的好评。直至1968年,美国两栖动物学会还将论文重印成单行本,分发全体会员参考学习。1937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张孟闻回国赴浙大任生物系教授。在战时浙大的迁校途中,他以大自然为课堂,边授课、边实习,同时又搜得众多动物标本,为以后的教学与科研奠定了基础。浙大西迁贵州后,生物系实验室建在湄潭县西门外一个残破不堪的四合院——唐家祠内,在当时用水、能源、消毒等十分困难的艰苦条件下,张教授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

5月25日,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城市魂・群英谱”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主题展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集中展示了在上海发展中做出重大贡献的60位重要人物,我校著名学者谭其骧、陈望道、苏步青、谢希德、谈家桢五位教授入选,居上海市高校首位,我校300名学生也作为首批观众参观了主题展。

1943年4月3日,为迎接李约瑟一行的参观访问,时在北碚的国立编译馆、中国科学社与复旦等18个科学文化机构在当地的私立兼善中学举行筹备会议,商讨具体的接待事宜,安排访问日程、参观机构及经费开支等问题。李约瑟原定于4月14日上午来复旦参观,后因故临时改变日程,提前于4月12日在参观了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之后来到夏坝参观、演讲。此前,校长室还特地张贴了李约瑟莅校演讲的布告,要求全体同学及理、农学院的教员前往参加。12日那天下午,在章益校长的陪同下,李约瑟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生物学、数学等系。作为生化学家的他,毫无疑问地对中国大学的生物学研究表现了特有的关注。在生物学系,李约瑟见到了正在研究鲤属鱼类的生长速度的薛芬教授,正在这一年,薛芬正式就任学校的生物学教授兼系主任。这位后来英年早逝的奋发有为的生物学家,早在1946年,他在复旦生物系内与厦门大学同时创办了国内最早的海洋生物学专业,并开办高级海洋渔训班。1948年,他通过李约瑟的帮助,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于是年9月二度赴英国留学,不幸在途经马来亚槟榔屿时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成为复旦及我国生物学界的一大损失。薛芬的科学贡献在我国科学史界鲜为人知,值得加以研究与宣传。

致力于《科学》杂志和动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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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在学校各处参观后,下午3时在大礼堂向全体师生作了题为《努力作战中之同盟国科学动态》的演讲,介绍同盟国的科学家为服务于反法西斯战争的科学研究,以此鼓舞师生们的斗志。他首先介绍英国科学界的情形,次言中国与联合国间之科学合作,受到在场千余名听众的热烈欢迎。李约瑟对复旦的教学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给英国《自然》周刊的报道中称:“复旦大学,该校学生人数较少,但学术水平很高,其实验室主要用于教学。”这篇报道后来收入1948年他出版的援华报告集《科学前哨》之中。当晚6时,学校在兼善中学餐厅举行宴会,欢迎李约瑟的到来,学校还通知有关学院各委派二名代表参加,气氛十分热烈。临别,李约瑟向学校赠送了生物学、数学名著122册,这对当时处在残酷战争环境中与世隔绝的广大师生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之举,令师生们十分感动。李约瑟的这次访问,意义十分深远,由此揭开了他与复旦长达半个多世纪友谊的序幕。

1943年,张孟闻教授应复旦聘请,到重庆的北碚任教。他在北碚时撰写了诸如《中国科学史举隅》等学术著作,并任科学工作者协会北碚区负责人。是年冬,中国科学社理事会通过议案,张孟闻继刘咸、卢于道之后任《科学》总编辑。他所主编的《科学》,除进一步报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外,较注意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道义等严肃的问题,通过刊物开展有关的讨论,呼吁和平,主张民主自由。1947年,在他主持下,该刊特辟“文献集萃”一栏,汇集了各方要求科学家担负道义责任的重要文章15篇,反映了世人要求科学用于人类文明与和平的呼声。《科学》先后刊登的第一篇通论《原子能与科学界的责任》,任鸿隽的《科学与社会》以及一组有关《科学与政治》的文章便是最好的证明。张孟闻接手《科学》后,立即编了一期《青霉素专号》。他根据自己此前搜集的大量有关英美科学家从事青霉素研究的资料,撰写了《青霉素述论》一文。当时这种叫“盘尼西林”的比黄金还珍贵的“灵药”刚刚开始引进中国,故当介绍这一新药的《科学》专号甫一出版,立即售罄。1948年1月25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并刊行《上海科技》杂志,作为该分会的副理事长的张孟闻,被任命为该刊主编,他在宣传民主与科学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此外,他还以协会的名义,与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取得联系,致信法国科协主席、居里夫人的女婿杰克斯·罗伯先生和英国科协秘书克劳瑟先生,并将外国科学家的回函刊登在《科学》上,从而支持了中国科学家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独裁的正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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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复旦生物系并曾在北碚复旦工作的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是李约瑟1931年在英国罗斯科弗海上生物实验站的中国同行。李约瑟对他有过极高评价。1943年6月,他在日记中曾记道:童“是第一流的实验胚胎学家,现在仍然与夫人和年轻同事一起继续着研究工作,我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且要把他的一些论文寄给西方……他可能是中国最优秀的胚胎学家。”并称他“无疑是当今中国最活跃的实验胚胎学家。”童第周原在同济工作,1942年因与系主任的关系问题与其同是生物学家的夫人叶毓芬被迫调往复旦心理生理研究所,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多,抗战胜利后,他们便双双赴刚恢复的山东大学任教。对于童的这段经历,因工作时间短暂,不少复旦人也不得其详,但他自己在《李约瑟来看我是我最困难时期》一文中叙述甚详。这位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在对细胞质、个体发育、细胞分化和性状遗传中的相互关系方面曾取得重要成果,这与他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很强的学科史意识有很大的关系。1949年后,童第周先后发表的《简谈生物学上的理论学说及其发展史》和《略谈生物学》等文,既是用哲学观点撰写的生物学史佳作,又是深入浅出的极好的科普作品。在这方面,他同李约瑟一样,是一位具有广阔哲学视野和生物学史功底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一般的专家所难以达到的。

新中国成立后,张孟闻任中国动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动物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上海科普协会副主席、《科学》主编,为新时期的中国科学社的学术发展及动物学研究投入了全部的心血。1951年,张教授任复旦生物系主任。当时设在子彬院楼上的生物系设备简陋,师资力量十分薄弱,他为壮大复旦生物系的力量可谓竭尽全力,呕心沥血;延请国内著名的专家教授加盟复旦;开设大量的国内未有的新专业课程;亲自参与听课,检查教学质量;同时亲授动物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鸟类学和蛙蛇学,带领学生赴野外实习;四处争取办学经费,扩充教室,增添图书、仪器设备,建成专业实验室和标本室,完善教学与科研设备。通过他的多方努力,终将复旦生物系办成一个课程比较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的人才培养基地,并跻身于当时国内先进校系的行列。张孟闻在开展大量琐碎的行政事务的同时,也不忘自己的科研工作。他以惊人的毅力开展对两栖爬行动物的研究。他在1955年及1956年连续两年的复旦校庆科学讨论会上,分别提交了《中国两栖纲动物》、《中国生物史概要》及《中国爬行纲动物》三篇论文,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的两栖动物和爬行纲动物的古今文献和实物种类,对我国悠久的生物学发展历史作了科学的梳理和归纳。

此次展览体现了上海解放60年来引领上海人民在各个领域、各个时期团结奋斗、不断创新的城市英雄们的事迹和精神,再现了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城市魂脉。在上海城市发展历程中,复旦人积极进取、追求卓越,为上海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名列此次展览的五位复旦教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本次展览将持续到6月3日。附五位学者的简介:1、谭其骧(1911-1992),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字季龙,浙江嘉兴人。1930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社会系,1932年毕业燕京大学研究院,1950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历任历史系主任、校务委员、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历时三十余年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对中国历代疆域的形成和发展提出重要理论根据和具体标准,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重大贡献。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具有学科开创意义。创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亲自培养了我国首批文科博士和大批专业人才。主要论文编入《长水集》(上、下册)和《长水集续编》。2、陈望道(1891-1977),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原名参一,又名融,字任重。浙江义乌人。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毕业。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1920年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1942年创建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担任复旦大学校长长达25年。1961年后,兼任《辞海》编委会主编。毕生从事进步语文运动和语文科学的教学研究,建立了我国修辞学的科学体系,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等。3、苏步青(1902-2003),著名数学家、教育家。原名苏尚龙,浙江平阳人。1919年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生院,193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随即回国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创立了“微分几何学派”,得到国际数学界的高度评价。1952年院系调整后历任复旦大学数学系主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副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58年创办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坚持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培养了一大批数学英才。1978年后任复旦大学校长、名誉校长,并继续在计算几何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4、谢希德(1921-2000),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福建泉州人。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理学系。后留学美国,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2年10月回国到复旦大学物理系任教,历任技术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顾问等职。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8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是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的开拓者之一,表面物理研究的先驱和奠基人,对我国凝聚态物理的研究和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成就卓著。她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积极参政议政,关注并投身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为复旦大学和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5、谈家桢(1909-2008),著名遗传学家、教育家。浙江宁波人。1926年入东吴大学主修生物学。1934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1937年毅然回国,被聘为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1946年,在亚洲异色瓢虫中发现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现象,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受到国际遗传学界重视。1952年院系调整后,先后担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副校长,在复旦大学建立了全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培养了大批科学人才。他还广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著名植物生理学家、生化学家汤佩松,建国后在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兼复旦生物系教授。1954年,他北上赴北京中科院植物生理所及北大工作。汤老曾说,他在与李约瑟见面前,与他神交多年,李在他的二本生化著作中引用了汤的诸多学术观点,并予以高度评价,他将之戏称为“暗送秋波”。李约瑟1943年2月一抵达昆明,就由汤老陪同,骑着自行车前往郊外的西南联大及中央研究院参观,两人关系甚密。李约瑟后来在他的访华摄影集《中国科学》中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他是中国最有名的生物学家之一,在美国和中国都有资深的研究经历。他懂得怎样把一大群热情的年轻科学家团结在自己周围。汤博士自己对活细胞的呼吸很有研究。”1996年,笔者前往中关村的汤老寓所采访,他向我谈及了李约瑟与其导师霍普金斯关系的不少鲜为人知的轶事,对全面评价李约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多年来,张孟闻教授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撰有生物科学论著、课本与讲义近50篇(部)、如《动物学》(上、下)、《长江流域习见脊椎动物名录》、《宜山蛇类记》、《中国生物分类学史简述》、《物种新论》(上)、《爬行纲》、《脊椎动物分目的语尾绩一拟议》、《略论脊椎动物分类学与其当前动物区系调查中的任务》、《脊椎动物分类学讲义》、《物种的概念》、《硬骨鱼纲的分类检索表》、《脊椎动物区系会议论文简报》、《脊椎动物的起源》、《关于脊椎动物名称汉名命名的意见》、《爬行纲动物研究简史》、《爬行纲特征与其亚纲分目》、《四灵考》等。1957年“反右斗争”后,张教授被“发配”至黑龙江大学(今哈尔滨师范大学)创办生物学系。这个厄运的降临或许对常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而对这位视学术为生命的科学家而言,不啻扩大了研究视野和学术源泉,从而因祸得福,让他能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大显身手。在此期间,他与学生对当地的动物种类作了大量的调查,获得不少可喜的科研成果,如《黑龙江省爬行纲动物志》(初稿)、《黑龙江省鱼类资源的初步调查》(提要)、《黑龙江省脊椎动物野外实习手册》(合作)、《镜泊湖野外实习报告》、《黑龙江省分类资源调查初步报告》以及在中国动物学会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呼伦贝尔及嫩江流域脊椎动物的二篇普查报告等,均属此类成绩。值得指出的是,张孟闻教授主编的《中国动物志爬行纲》第一卷于199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主编,他亲自为该书撰写了近6万字、45页的《爬行纲总论》一文。该长文从爬行纲动物的研究简史、起源与种系发生、生物学特征及分目检索三方面对之进行阐述,其学识之渊博、学术经历之旺盛于此可见。遗憾的是,这部凝聚着他毕生心血的专著是在其去世5年后方出版,作为主编的他,未能亲见该书的出版,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扼腕的憾事。

1926年毕业于复旦生物学系的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是李约瑟的故友之一。这位中科院上海生理所的科学家,50多年来,在肌肉神经生理学方面成绩卓著。1944年,他在歌乐山筹备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时,与前来参观的李约瑟相识。后来,为使新中国科学家能够走上国际学术舞台,参加1955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第20届国际生物化学大会,一贯热爱中国,对中国科学家十分友好的李约瑟,在国际生化界四处联络斡旋,终于喜获结果。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汪猷、冯德培、王应睐等代表新中国科学家成功出席了这届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学术报告,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欢迎和尊重,李约瑟为此功不可没。在李约瑟1964年及1986年再度访华时,这对好朋友先后再次晤面。

注重科学史研究与科学普及

建国后曾任复旦农学院院长的钱崇澍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创始人之一,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者之一。1943年4月,他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所长,在北碚与前来参观的李约瑟结识。李约瑟在参观了钱崇澍的生物所及中研院的动植物所后,与全体中国科学家合影留念。他后来在《科学前哨》中称:“生物所在经验丰富的钱崇澍博士领导下,它正在积极从事植物、动物的分类工作。”

在中国科技史研究方面,张孟闻教授同样成果颇丰。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先后发表有《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概况》、《动物学会缘起》、《我国生物学之始萌》、《中国科学史举隅》、《现代科学在中国之发展》、《李约瑟博士与中国科技史》、《<科学>的前三十年》、《<科学>的两次停刊》、《任鸿隽先生传略》、《我与中国生物学史的研究》、《中国生物分类学史述论》、《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在科学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作为动物学家的他,始终以科普工作为己任,视广大青少年为科学事业未来的接班人,撰写了大量的科普作品,在各处报刊上发表,如《蛇牛说蛇》、《黄鹂》、《杜鹃》、《青霉素述论》、《青草池塘处处蛙》、《我们的东北》、《大连》、《人从哪里来》、《动物的进化》、《从大马哈鱼说起》、《释鼍鳄》、《鲁迅与自然科学》、《说龙》等深入浅出的优秀作品。

1928年毕业于复旦生物系的陈世骧是著名的生物学家、昆虫学家和分类学家,1943年4月,与前来参观中研院动植物所的李约瑟相识。李说:“陈世骧博士担任昆虫学部主任,正在进行昆虫的分类、生理方面的研究。”陈还是著名动物学家郭郛的引路人。1999年,李约瑟在郭郛、成庆泰应其邀请撰写的《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一书上,还热情地题了词,称陈“引导郭郛进入科学研究的领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2年,陈世骧与应邀来华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李约瑟,同赴朝鲜及中国东北调查细菌战问题。此后,在李约瑟多次访华时与其在京会面。

上述张教授的《中国科学史举隅》,于1947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该书收入《学术史迹的检取与发扬》、《中国生物分类学史述论》及《两性问题之生物史观》三文。其“首篇掇拾畸零,泛及一般,期以见过去文化之梗概,使专研一科者可藉己意以进求深造;次篇偏叙生物分类,则为专门科学之史迹通论。”“末篇专执一题,所囿既狭,所论较深,然而归结科学之总合。”其中次篇于1987年修订后重新发表。鉴于该书有重要学术价值,1989年收入复旦与上海书店合编之《民国丛书》第一编第90册。16—17世纪诞生的近代科学是世界科学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它在我国明末随利玛窦来华而东渐中土,对中国传统科学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为诸多科学史家和文化史学者所关注。张孟闻教授于1948年作为《中国科学社小丛书》之一出版的《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一书,对此作了宏观的阐述。它将西学东渐历史划分为萌芽、洋务、启蒙、学院及民主五个时期,概述了各期中西科学文化的冲撞、交流及其特点,从西学的翻译、出版,创办西式学校、科学期刊、科学社团、科研机构等方面条分缕析、史论结合,实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精辟之作,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先后在国立中山大学任化学教授及理学院院长的徐贤恭,建国后在复旦化学系任职。1944年,他与中研院动植物所的年轻助理研究员刘建康合译李约瑟在华的演讲及考察报告集《战时中国之科学》,为宣传李约瑟的援华工作作出了贡献。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刘建康在译完该书后即前往加拿大留学,也未知该书出版与否,直至1996年8月,刘在拙著中获悉该书早于1947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方与笔者联系,要求将该书全文复制,以作纪念。

推崇《中国科学技术史》

曾任复旦生物学系主任的张孟闻,抗战前期在浙江大学任职。1937年,竺可桢校长邀请时在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博物馆蛙蛇研究所留学的张孟闻回国工作,他到浙大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便随校迁至贵州湄潭。1943年,他又应复旦之聘调北碚任教,直至抗战胜利复原返沪。张于1951年任复旦生物学系主任,为该系的教学与科研贡献良多。1986年经周谷老介绍,调至华东师大作兼任教授。张孟闻早在重庆时即与李约瑟相识,现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特藏室里还可发现张当年赠予李约瑟的论文签名本。张孟闻曾为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成立20周年撰写的《中国生物分类学史述论》一文是该专业的入门文献,受到李约瑟的重视。1945年5月6日,李致函张,向他索取该文,二天后,张寄赠了包括上文在内的三篇论文,并向其索要中国科技史课题的摘要,以便在中国科学社湄潭会议30周年会上报告。张的上述论文对李约瑟研究中国生物学史获益匪浅。李后来说,他在生物学方面得到了张的帮助,指的就是这篇论文。1943年冬,张孟闻任《科学》杂志总编辑,这项在艰苦环境中不易胜任的工作却得到李约瑟的高度评价。李将它与美国的《科学》周刊和英国的《自然》周刊相媲美,将她们称许为国际科学期刊的A、B、C。中国的这份《科学》杂志至今仍是科技史学者参考的重要文献。

张孟闻教授是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的故交。1943年,他们在战时北碚的复旦大学相识。张在1942年为纪念中国科学社生物所20周年所作的《中国生物分类学史论述》一文,曾得到李约瑟的青睐,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的“致谢”中称:“在生物学方面得到了张孟闻的帮助”,指的就是这篇论文。李约瑟后来还将张主编的《科学》与美国《科学》周刊和英国《自然》周刊相媲美,称这三大科学期刊是世界科学期刊的A、B、C,对之推崇备至。1978年,张教授与胡道静、宋大仁两先生在上海锦江饭店与来访的李约瑟晤面后商议,拟编辑一部纪念论文集,庆贺李博士八十寿辰。他亲自为这部《中国科技史探索》执笔撰写长篇前言,饱含深情地介绍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生平伟业,并为该书提供了一篇《四灵考》的论文。自四十年代以来,张先后经手过二篇《四灵考》的文章,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公开发表。为此,他一直引以为憾。“龙、凤、麟、龟”四灵均为“脊椎动物”,是历代文人学士甚感兴趣的动物,也是我国文化艺术形式中不可或缺的灵物。张文从出土的甲骨文字追根溯源,沿着文字的发展,探寻“四灵”说法的演化轨迹,兼顾神话传说,联及雅学、类书乃至医药专著上的历史记载,直至参稽当代的脊椎动物分类学知识,不仅具有动物学史意义,而且还具民俗学及文化史价值。此外他还将著名生物学家邹树文先生的旧著整理成《中国古代的动物分类学》一文,在论文集中一并发表,成人之美。

1978年李约瑟访华抵沪,他经多方寻找,终于从五角场找到从黑龙江回沪的张孟闻,邀其与胡道静在锦江饭店会面,劫后重逢,大家不胜感慨。会见时,李约瑟约他撰写”SCC”的动物学卷,并说必要时可去英国,张后以年迈和缺乏资料为由未能应邀。其时与李约瑟80寿辰相距不远,张孟闻与胡道静商议为他编辑出版一本纪念论文集。这项工作后来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文史论丛》编辑部的大力支持。1982年,这部名为《中国科技史探索》的纪念文集以《中华文史论丛》专刊的名义出版,并先后出版了国际版、中文版及香港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论文集三主编之一的张孟闻亲自撰写前言,全文气势宏大,感情真挚,词藻古朴,不啻为经典范文。张孟闻本人还为论文集提供了《四灵考》一文,其中还收有复旦谭其骧的《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田汝康的《〈渡海方程〉——中国第一本刻印的水路簿》,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朱东润作为《中华文史论丛》三主编之一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可见复旦的这几位前辈对这部纪念文集的重要贡献。1981年9月,李约瑟与鲁桂珍专程来上海向编辑这部文集的中国朋友致谢,并高兴地与大家合了影。1983年2月16日,李约瑟致函张孟闻等说:“《中国科技史探索》确实是一件最令人惊异的产品。我自己也为它的篇幅而震惊……我所能想得起的,唯一能与此相匹敌的,只有《明史》中所载的利玛窦和他的西方朋友的传记。”1989年,张孟闻又编辑出版了名为《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小册子,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李约瑟的这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并翻译了“SCC”一书的整篇目录,这对广大中国学者全面了解这部至今仍在继续出版的系列巨著的具体内容裨益甚多,出版后同样得到李约瑟的赞许。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部体大思精的系列丛书,凡七大卷二十八分册,自1954年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迄今尚有三个分册未出版。1989年,为让世人能对李约瑟的这项工作有个总体了解,对各卷册的具体内容先睹为快,张教授不顾年迈体弱,以巨大的热情编写了《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将介绍李约瑟生平及其巨著的相关文章以及该丛书的细目译成中文。该书出版后,立刻受到科学文化界的热情欢迎,并得到李约瑟的赞许。在之后的90年代,张教授还对上海的李约瑟研究工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支持,慨赠李约瑟的两册《战时援华报告集》,中译本《李约瑟游记》于1999年出版后,在我国台湾和大陆地区以及美国等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52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有不少高校的院系并入复旦,是年,浙大的苏步青、陈建功、谈家桢、谭其骧等名家同来复旦。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结识李约瑟也可追溯到抗战时期。战时谈家桢在湄潭任浙大理学院院长,调来复旦后,继张孟闻之后任生物系系主任。1944年10月20日,李约瑟从重庆抵达遵义的浙大,再去湄潭校区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中国物理学会贵州区分会与中国科学社联合举行的第12届年会。李约瑟在湄潭结识了谈家桢、苏步青等人。他对谈的工作有很高的评价,说“谈家桢博士对瓢虫奇特的色斑遗传学研究已在美国方面引起颇多的兴趣。”并介绍说,“他曾去美国访问过一年。”李约瑟还参观了“一个由几何学家苏步青博士主持的杰出的数学研究所。”在10月24日晚文庙举行的欢迎座谈会上,李约瑟作了题为《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的演讲,他从地理、气候、经济与社会四方面分析了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兴起的原因,引起中国科学家的热烈共鸣,他的这个科学社会学的外史观点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一直影响至今,当时谈家桢也位列其中。1958年是李约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访华,也是战后第二次来沪,他与谈家桢再度在上海会面,在北站他们愉快地合了影,后来收入《谈家桢文选》一书中。2008年谈老以99岁高龄谢世,至此,李约瑟在上海的故友均已成为人们追忆的历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孟闻教授不幸罹患肾癌。在成功地施行了病变切除术后,他又迎来了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黄金时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此时已调往华东师范大学工作的他,接连编写并出版了逾百万字《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上、中两册及《脊椎动物学》上册,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鉴于张教授在教学与科研方面的杰出贡献,1989年他被晋升为一级教授,他激动地说:“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国家和人民没有忘记,使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领导给我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我还想利用有生之年多写点东西,把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知识贡献出来。”1991年,在张教授90华诞来临之际,其复旦和华东师大的众多弟子相聚为他预庆生日;黑龙江大学生物系的19位毕业生联名上书哈尔滨师范大学领导,要求出版其《黑龙江省脊椎动物野外实习手册》;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会又推举他为该会名誉理事长;《动物科学研究》杂志为其出版“庆贺张孟闻教授九秩华诞纪念文集”的专刊。张孟闻教授一生的科研成果累累,其著作目录足有整整三页,凡732项,如同曾与其朝夕相处的绵长的黄浦江和黑龙江水,永载中国学术的辉煌史册!(作者系上海理工大学李约瑟文献中心主任)

1955年毛泽东提议,要历史学家吴晗等人组织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当时,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正借调北京绘图。还在1954年,李约瑟的“SCC”第一卷导论出版,作为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邀数位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委员对该书进行评论,准备公开发表数篇书评以作呼应。因该书中有较大篇幅是对中国古代地理和历史的概述内容,故谭其骧也在应邀之列。作为历史地理学家的谭其骧对此十分认真,他利用两天的空余时间翻检了其中五、六两章,撰写了一份评论意见。谭对该书并不欣赏,相反指出了不少错讹。他認為,李并未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与中国古代科技取得伟大成就的社会因素,对历史现象的理解也不透彻。同时,他指出了这两章内的大约9处错误和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约有一半错误是由于李本人因理解或认识上的偏差所致,也有其所参考的文献本身的错误所造成。平心而论,“SCC”第一卷的具体错误同其以后各卷存在的数以百计的问题客观存在,问题在于当时谭并未全面了解这部系列巨著的庞大规模、各卷内容及中西比较的写作方法。他的这个看法同国际上最初对该书的反应十分雷同,及至1956年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各卷陆续出版后,世人则对它另眼相看了;但无论如何,谭对该书的纠误可以作为今后修订该书的重要依据,对提高该书的质量无疑是一个贡献。

现在美国定居的历史学家杨宽,1946年时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并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于1953年来复旦任历史系教授,1960年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副所长,1970年又重返复旦任教。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制度史及度量衡方面,尤其是战国史方面深有造诣,并长期钻研古代冶铁史。1955年他发表了《试论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及《中国古代冶铁鼓风炉和水力冶铁鼓风炉的发明》二文。1956年他出版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一书,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特别是科技史研究学者的注意和重视。李约瑟因为看到这本小书,在1958年访沪时专门同他讨论一些有关问题,特别是古代灌钢冶炼法的源流问题,他十分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为写作“SCC”的借鉴。在李约瑟1958年访华前,他向中国有关方面提交了一个要会见中国朋友的上百个人的大名单,其中就有“上海市博物馆杨宽”,当时他并不知道杨宽早从博物馆调至复旦任教。

女校长谢希德与李约瑟一家的关系也非同寻常。据1995年4月14日她在上海李约瑟博士追思会上回忆,她第一次见到李是在1944年5月13日。当时李约瑟一行参观迁至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谢的父亲、物理学家谢玉铭参加了接待李约瑟的工作。在是月13日这天,李约瑟向全体师生作演讲时,谢希德见到了这位日后在其学术生涯与个人生活中有着重要影响的英国朋友。1952年8月,谢希德与曹天钦在剑桥由李约瑟证婚后双双归国的佳话广为人知。1964年9月3日,李约瑟夫妇与鲁桂珍一行访沪,来到曹府会见老友,李夫妇送给谢希德伉俪及其儿子三件礼物:一双长筒丝袜,一个小起重机玩具和一本英文版科幻小说“The Black Cloud”。曹天钦向他们回赠了一幅“全家福”,并送大斐一件花绸衬衫和一个黑绒花,足见两家关系之亲密。

谢希德不但与李约瑟的私人关系甚密,而且十分支持他所开创的中国科技史事业。有一次,她曾严厉批评早为李约瑟所器重,未应邀去剑桥协助其工作的扬州大学科技史专家秦子卿,她颇有责备地说:你应当毫不犹豫地到剑桥去,帮助他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继续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才是道理!可是,你不去,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当时她对秦子卿无法去剑桥工作的苦衷并不知情,但由此也可见其对李约瑟千秋大业的一片热忱。多年来,谢希德深知“李约瑟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1994年,她请李约瑟的第一位助手王铃的表弟陈种转达王铃,希望他能将与李约瑟相处的点点滴滴写下来,以抢救这些科学史资料。据说,当时杨振宁也有类似的建议。遗憾的是,王铃着手撰写的这篇回忆录未写完便去世。顺便要说明的是,战时在李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王铃,这个为傅斯年所欣赏的年轻人,当年也曾在复旦外文系当过兼职讲师,这或许是一种缘分。1993年12月,我们在上海发起举行纪念李约瑟博士援华5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邀请李约瑟在沪的多位好友出席,谢希德不顾年高不便,与王应睐、胡道静等前辈一同莅会,并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98年,我们李约瑟文献中心在浦东举行成立大会,准备聘请她为我们研究院的高级顾问暨李约瑟文献中心名誉主任。起初,我们顾虑一位堂堂的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科学家能否屈尊担任一个民间机构的名誉职务,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但后来表明,这一切顾虑都是多余的。谢希德不但同意聘请,而且在会上还高兴地为中心揭牌,这令我们十分感动。在曹天钦患病的最后二年,李约瑟与他们的感情表现得最为真挚、深沉。在曹天钦长期卧床多年的1994年末,李约瑟对曹的病情十分牵挂,在是年12月13日他从剑桥致信他们说:“天钦健康欠佳,深感不安,想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冲击。我真诚希望他早日康复……希德的工作也该减速了,不要不知疲倦地搞得太辛苦了。”当李约瑟得知曹天钦于1995年1月8日去世的噩耗后,又在1月10日来信安慰谢希德:“我永远记得在我学习中文时,天钦对我多么好,也记得他对桂珍多么好。您还记得是哪一年,在我是科学参赞时,他来同我们一起旅行,例如在1943年到西南,我记得在一条河边遇到山崩使我们无法过去。在这个时刻,我深深地想念着您。”李约瑟与谢希德一家的深厚友谊由此可见。

现在并入复旦的原上海医学院,在抗战爆发后的1939年9月,除部分师生暂留上海外,曾历经二次西迁,先后迁往昆明白龙潭及重庆歌乐山。当时的重庆歌乐山是除沙坪坝、北碚以外重庆的又一个重要的科学实验基地。这里聚集着从内地迁来的卫生署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华医学会、国立中央医院、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中央护士学校及中央助产学校等医疗卫生机构。上医位于中央医院南侧的一个小山坡上。当时主持上医的是朱恒璧院长,他还兼任由中央医院改称的上医附属医院院长及中央护校校长。

1943年4月下旬,李约瑟一行前来歌乐山参观,他对上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作为医学院校,上医排名很高,与著名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中国的耶鲁)和成都各医学院齐名,其化学和生理学教授特别优秀,学生的水平在中国也很高。”李约瑟在朱院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各科。在歌乐山,他结识了多位中国一流的生化学家和医学家,其中有:1938年从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后回国,任上医教授兼训导长的生化学家,医学教育家任邦哲;原上医解剖学教师,1940年从美国明尼苏达解剖学研究所毕业的解剖学家王有琪;1928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并在鲁桂珍工作过的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任过职的有机化学家纪育澧;还有1927年从复旦生物系毕业的,先后任上医教务长及基础医学部主任的生理学家徐丰彦。李约瑟还说:“徐丰彦博士领导着不下15位的研究人员,徐博士与郑(集)博士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向来访者展示那些在医学院自己的车间是制造出来的灌注唧筒和示波器。”此外,李约瑟还见到了后来在50年代与他同赴朝鲜调查细菌战事实的病理学家吴在东。早年毕业于上医和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吴在东,建国后在南京大学病理学系任教授。1952年4月,他与人致函英中友协会长李约瑟,呼吁英国科学家共同制止美国的细菌战罪行,并于是年7月以专家联络员的身份与李约瑟前往朝鲜调查。在上医参观时,李约瑟还为朱恒璧、任邦哲、王有琪和来自香港大学协助教学的妇产科教授王国栋(Gordon King)四人合影留念,这幅珍贵的照片现存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由于上医友好地收留并照应香港沦陷后由王国栋率领的港大医学院的50多名学生,英国驻华大使薛摩为此专程来歌乐山向朱院长致谢,并向学校捐了一笔款项。1947年,英国文化委员会还邀朱赴英访问,受到英国朋友热烈欢迎。

李约瑟同在参观其他中国科研机构时一样,他对上医汇集的名医名家之多、研究水平之高,感到惊讶。他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科学家在艰难困苦的战争条件下,努力开展研究的那种激动人心的不屈精神。他说:“相比之下,我们英国人中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不愿在侵略者统治下讨取一种舒适的生活,宁愿坚持反侵略,而过着艰苦的生活?!”后来,李约瑟还应邀作了题为《形态发生的化学基础》的报告,为中国科学家带来西方最新的科学信息。李约瑟与上医的学术交流与友谊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后半叶。现任复旦上医肝癌所所长的汤钊猷教授,自1964年起运用综合疗法诊治肝癌,位居世界先进水平。同在是年,李约瑟和鲁桂珍莅临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参观。当时中国独特的针灸疗法风靡全国,并取得可喜成绩,而此时李约瑟的“SCC”医学卷尚未动笔,前来针灸的故乡实地考察正是他这次访华的目的之一。1964年9月4日上午9时,李约瑟和鲁桂珍在中山医院同李洁英、汤钊猷和蒋见复等三位医生座谈用针灸治疗阑尾炎的问题。李洁英等向客人介绍了这项工作的进行情况,还放了幻灯片予以解释。李、鲁两位对此兴趣颇浓,将一些治疗后复发率等统计资料一一作了记录。这个原定一小时的座谈会后来一直进行到一小时半方结束。会后,鲁桂珍称赞中山医院的科研工作做得好。她说:以前看些关于针灸的书,看到有劲处就戛然而止了(即讲不出针灸的机制),这次中山医院的医生讲得很好。

后来上医任教的医史学者马伯英,1984年由历史学家庞朴推荐给来京参加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的李约瑟,并于次年赴剑桥协助其“SCC”医学卷的校读工作,后于1993年再度前往工作。1996年,马将二度赴英的见闻出版了《剑河的凝思——旅英散记》的随笔集,其中以较多的篇幅向读者介绍了李、鲁及其研究所的详情,并对系列巨著“SCC”及其国际写作集体作了具体叙述,热情地宣传了李约瑟的工作及英中友好事业。

自战时重庆起,迄今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老一辈的校领导,抑或学有所成的后起之秀,复旦人对李约瑟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1986年潘吉星主编的《李约瑟文集》出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赵紫阳、周培源、胡乔木、卢嘉锡等分别为文集题词,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周谷老也以“李约瑟博士八十五寿辰”为题题了词。自1993年起,谢希德校长对上海的李约瑟研究工作倾注了不少心血,并亲身参与。及至新世纪,杨玉良校长也饶有兴趣地介入到了中外学界热烈争鸣的“李约瑟之谜”的讨论中,多次发表有关演讲。复旦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博士葛剑雄于1998年,怀着对李约瑟的崇敬之情,专程赴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归来之后在《文汇报》上发表感情真挚的长文。这一切,无不表达了复旦人对这位20世纪的学者巨人的真挚感情和敬意,在他110周年寿辰将要来临之时,我们更加怀念这位在复旦校史上熠熠生辉的英国科学家。

(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李约瑟文献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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