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所高校的开山,马相伯是一人革命家

来源:http://www.frontrowLondon.com 作者:学信档案 人气:179 发布时间:2019-09-18
摘要:20世纪初,马相伯等人曾倡议仿效法兰西学院在中国设立“函夏考文苑”。虽然这项产生于动荡年月的倡议最终未能实现,成了纸面上的理想。然而它无疑已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事业史

20世纪初,马相伯等人曾倡议仿效法兰西学院在中国设立“函夏考文苑”。虽然这项产生于动荡年月的倡议最终未能实现,成了纸面上的理想。然而它无疑已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事业史和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

在马相伯长达百年的生命岁月中,他的活动遍及政治、宗教和教育三大领域。鉴于他曾在近代中国第一所耶稣会学校任校长,创建或参与创建了三所著名的大学,或许我们可以断言:比之他的宗教和政治生涯,作为教育家的他显得更为斐然卓著。这三所大学,除了震旦和辅仁是天主教会大学,另外一所乃是世俗的学府,即复旦大学。尽管马相伯并没有参与建立辅仁的具体事务,但是在试图取得教皇批准这一关键步骤中,他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又联合章炳麟、梁启超等人,以法国人文科学院(L’Academie Francaise)为模式,发起创建中国国家人文科学研究院,即“函夏考文苑”。虽然这一宏伟计划并未实现,却是我们由此而看到,马相伯的教育实践曾涉及中国近代教育的各个层面。

我始终以为马相伯是一位改革家,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教育改革、宗教改革和人文学科改革,付出了一生的努力。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的一些学者和文人为了澄清法语混乱和进行文学交流,在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的大力襄助下,于1635年成立了主要从事字典资料整理和语法研究的法兰西学院。这一学院又称语文学院,后与相继设立的金石学和文学院、科学院、伦理学和政治学院、艺术学院共同构成法兰西学院。这一由学术权威组成的研究机构,对近代法国学术与文化的协调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成为法兰西文化精神的主要载体。

尽管马相伯是如此值得瞩目的人物,除了在他去世前后有不少回忆纪念文字外,对他的研究却远远不够。而他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和思想,研究似乎更少。值得一提的,天主教学者方豪对马相伯的论著进行了搜集、整理、出版的工作,并对其生活的各方面作了综合的研究 。另外,如张天松的《马相伯学习生活》 ,对马相伯的早期读书生涯作了一部传记,从中可见塑成马相伯教育思想的部分背景。

从清朝末年开始,马相伯就追求宪法民主。早在1906年担任《政闻社》总务员期间,他就驳斥过“中国人不能搞立宪,不能搞民主,因为中国人的程度太低”的论调。马相伯的这一追求迄今已有一百多年了。

近代中国较早记述法兰西学院情况的是郭崧焘。首先对法兰西学院的情形作出比较全面介绍,并试图将它移植中国的是马相伯。现存有关函夏考文苑的文献主要是马相伯的《仿设法国阿伽代米之意见》与《函夏考文苑议》两件。

复旦从事校史研究的学者们,曾对马相伯创建复旦及其相关的历史作了颇仔细的研究。加拿大的许美德博士(Dr. Ruth Hayhoe)对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体现,发表了若干见解。作为研究比较教育的西方学者,她的研究是从解释一所中国大学的精神气质是如何在中西方文化转移过程中铸成的这样一个视角而进行的。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对马相伯的教育生涯进行研究远未充分。本文正是试图以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来探讨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马相伯是一个爱国的天主教徒,终身信仰天主教,但他始终认为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外国神父干涉中国人信仰的行为,他一直采取批评的态度。当震旦学院的法国神父干涉学生的信教自由,强迫学生接受宗教教育时,他支持学生起来反抗。如果没有那一次的反抗,就不会有后来的复旦大学。

在《仿设法国阿伽代米之意见》的残稿末尾,附有一份马相伯亲笔的“考文苑名单”,共十九人。除首列马相伯、章炳麟、严复、梁启超四人外,其余十五人均加注别号和学术专长。名单如下:

就笔者所见,从事发展中国教育事业,既非马相伯的初衷,亦非他早年的兴趣。他最初献身在中国培养西方式传教人员的教育活动。然而作为一个社会改革者,亲身经历“自强运动”达二十余年却以失败告终,促使他转向在中国开展世俗教育。面对国家的衰亡和清政府的腐败,马相伯正如同时代的许多有识之士所共同感受到的:只有教育才能拯救这个民族。

马相伯一生创办了两所大学,一所是前身为震旦学院的震旦大学,另一所是前身为复旦公学的复旦大学。他还和英华共同创办了前身为辅仁社的辅仁大学以及培根女校。自创办震旦学院起,马相伯就坚持一个办学理念:注重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不谈教理不仅意味着不谈天主教教理,也意味着不谈四书五经。马相伯反对读经,反对尊孔,反对立孔教为国教。他曾有一句名言:“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

沈家本(法学)、杨守敬(金石、地理)、王闿运(文辞)、黄侃(小学、文辞)、钱夏(小学)、刘师培(群经)、陈汉章(群经史)、陈庆年(礼)、华蘅芳(算学)、屠寄(史学)、孙毓筠(佛学)、王露(音乐)、陈三力(文辞)、李瑞清(美术)、沈曾植(目录)

马相伯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归因于他所经受的十九年耶稣会的西方教育,和他作为中国士大夫中的一员所拥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修养;同时还与他本人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双重角色相关。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信仰并提倡“公教精神”,因为精神信仰在激发和影响它的知识生活中是一重要力量。然而,作为一位敏感的晚清爱国绅士,他又积极地活跃于广泛的社会改革中,试图寻求挽救民族命运的药方。

除了政治改革、宗教改革和教育改革外,马相伯还进行了人文学科改革。他在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创办一所像法国科学院那样的机构———函夏考文苑。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成事,但在中国创办一所科学院的想法始于马相伯。

据1902年订立《震旦学院章程》所言,学院内开出的所有课程,均由马相伯定夺,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众多科目后来大多被纳入函夏考文苑的研究规划。马相伯本人在晚年也回忆说,这众多学科的学院“实具有西欧Akademie的性质”。这就是说,早在1902年时,马相伯就已具有在中国“仿设阿伽代米”的意图和抱负,并已经以震旦学院为实验点加以实验。他为学院所提出的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诸信条,后来也一一融入函夏考文苑的宗旨之中。假如上述推测可以成立,那么在1927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前至少二十五年,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经在谋划创立类似的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

由于马相伯受过良好的中西两种文化的熏陶,他在整体上深深地仰慕两种文化的同时,也对两种文化中的糟粕持批判态度。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实现融合两种文化的精髓、两种传统的长处这样的理想。在他的教育事业中,他总是希望超越两种传统,汲取近代欧洲教育的长处以满足促进中国改革的需要。由于这样的原因,马相伯常常同时与两方面发生冲突:耶稣会和功利的中国官绅。他反对不加甄别地照搬法国耶稣会的教育模式,而提倡教育应从传教事业和基督教信仰中分离出来,尽管他一生笃信天主,并一度是耶稣会士。同样,他也反对弥漫中国社会的,尤其是官僚阶层所信崇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尽管他一直都参与政治,并曾是袁世凯的高等政治顾问。

一个人一生能在政治改革、宗教改革、教育改革和人文学科改革中的任一个领域留下一个脚印,在我看来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而马相伯却在这些领域都留下了脚印。

马相伯为什么要大力倡导仿效法兰西学院?换句话说,他从中看到了哪些东西为近代中国所缺乏和值得借鉴踵武的呢?

马相伯始终坚持追求他的理想,从未丧失信心,但他所面临的却是重重困难,早在他担任徐汇公学校长时,因为他要求学生同等注重中西学问的学习,受到耶稣会的怀疑而被调任。此后,当他决定建立一所现代化的中国大学,他又面临法国耶稣会士们与中国青年学生之间的冲突;他自己的教育理想和官绅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于是,他在1903年创建了震旦,却不得在两年后离开,任其变成一所完全由耶稣会控制的法国化的大学;他于1905年建立了复旦,然而,只能看着它变成一所在新式官僚控制下,远离他理想的高等学府。1910年以后,他又介入创办一所新的天主教会大学——辅仁大学,虽然此校坐落于此时中国文化的中心北京,远离耶稣会的传教中心上海,但是,必须征得教皇的准许这一现实,又与他的超越性追求相违背。与此同时,他为建立“函夏考文苑”而作努力又成泡影,再次显示了他的超越性追求难以摆脱中国二十世纪初的社会而实现。(本文由龚向群根据陆永玲写的《站在两个世界之间——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一文缩编)

马相伯曾说过:“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我不赞成他把自己比作一只狗,他是一个人,一个总想着唤醒中国、改造中国的人,一个杰出的中国人,一个有理想的中国人,一个一直想踏踏实实进行改革的中国人,一个一心一意想把中国的年轻一代带到一个新时代的中国人。

首先是学术研究独立自由的基本原则。马相伯称赞法兰西学院“一切制度,职务职权,上不属于政府,下不属于地方,岿然独立,唯以文教为己任”。学院人员的遴选以对其研究成果的评价鉴定作为唯一准绳,“势位与请托,皆在所不行”。马相伯强调考文苑的设立,也必须确保超然独立的地位以及独立研究的原则,从而克服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界限不清的情形。二十年代后期蔡元培创设中央研究院时,也完全承袭了这一精神。

其次是重视人文文化的陶冶。与注重实际效益的英国文化精神不同,近代法国在工商业方面不甚发达,它继承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十分注重文化的熏陶、传递和创造。法兰西学院在这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马相伯指出,法兰西学院一方面给予由学术权威人士组成的院士以崇高的地位,“遍求国中著作之林,文与学清洁雅正,名与实大段无间者而公举之;举定后,俸给虽甚微,而职务则甚高,以此声价之隆,他无与比。帝王若那波仑Napoleon才力之雄,犹可望而不可即焉”。另一方面更注重民智的开发与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学院中备有雄厚的奖励基金,任何著述只要“果雅驯有法度,可增加民智而无亏风化,则不独以褒予为华衮,品题代加冕而已”。任何凡民只要其德行“有关社会之观感,人道之扩充者至深且切”,也都可以受到学院的奖励。

最后,致力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改良和规范统一化。十七世纪法兰西学院创办的一个直接动机,就是一些文人学者感于当时法语的混淆无章,试图仿效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净化中古拉丁语的不懈努力,通过编纂权威性的法语词典,使本民族语言文字得到纯净、规范和统一,为法兰西文化的繁荣创造前提。有鉴于法兰西学院“志事首在辩正文字,编字典,纂文规”的经验,马相伯强调函夏考文苑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厘正新词”,召集国内的专家学者一起校订旧有译名,编订新的统一译名,并“仿文规撰语言规则”。马相伯主张推行拉丁字母注音、改革汉字,都与这些认识有关。

除上述三点外,马相伯还主张仿效法兰西学院保存古代文物的工作,使文物保存与研究也成为考文苑的一项任务,“于古物之发现者保存之,并借照象以广传之;未发现者,当用埃及考古法以搜求之(培养此等人才,亦考文苑所有事也)。窃料搜求地下人造之工,不亚于天造之矿也”。并吸收法兰西学院内分别设立金石学和文学院、艺术学院等机构的经验,于考文苑之外另设附苑,“附苑可先设金石词翰与美术,美术可先设绘画、造像、金石、雕镂、织绣等。应按历史搜罗,陈列保存之。”在近代中国,马相伯与列名考文苑发起人的严复一样,都很重视为时人所忽视的美育在陶冶人的情操和理想方面所起的有益作用。虽然两人所获取的灵感来源不同,但无疑都属于当时早于蔡元培强调美育功能的先驱者。

倡导函夏考文苑的规划虽然终告流产,但它所显示出来的开创精神却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成了后继者的一笔宝贵财富。1927年蔡元培主持创立的中央研究院,后来选定以“Academia Sinaca”作为拉丁名称,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从它的基本性质、价值取向和机构设置等看,都透漏出函夏考文苑的精神和努力方向。

就基本性质而言,中央研究院作为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从创立开始即追求一种超越政治之外的独立自主性,“超然组合,不涉行政范围,用意是在尊重‘学术自由’的原则,使其可以充分发展”。这与函夏考文苑明确表示“该苑不干政治,上不属政府,下不属地方”,“维持文教,无一毫政事性质”的宗旨如出一辙。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发刊词中,蔡元培指出中央研究院“实兼学术之研究、发表、奖励诸务”,承担着指导、联络和奖励国内学术研究的主要职责,这与函夏考文苑的总章规定也并无出入。

函夏考文苑的苑士“定额四十名”,为国内第一流的研究权威,入选后须“躬与苑议”,承担指导苑务工作和研究方向等使命。中央研究院在成立之初,因考虑到选举院士的困难性,便设置了一个实际行使院士工作的评议会,其评议员的人选资格规定首先也是“对于所专习之学术有特殊之著作或发明者”,并要承担决定学术研究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等重要职权。第一届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人数如不将评议长蔡元培算在内,恰好也是四十名。在机构设置方面,考文苑拟设的主要研究机构后来也都在中央研究院得到落实。(本文由编者根据张荣华写的《“函夏考文苑”考略》一文缩编。作者现为历史系副教授)

本文由鸿运彩票发布于学信档案,转载请注明出处:三所高校的开山,马相伯是一人革命家

关键词:

最火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