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西光在复旦校园里,复旦大学百年校史中的一

来源:http://www.frontrowLondon.com 作者:学信档案 人气:57 发布时间:2019-09-18
摘要:1955年,复旦自己动手设计修建了一座当时国内少有的化学楼。杨西光发动那些老专家、老教授自己动手,精心设计,让他们参阅国外发达国家构建此类教学楼的相关资料,在通风、防火

1955年,复旦自己动手设计修建了一座当时国内少有的化学楼。杨西光发动那些老专家、老教授自己动手,精心设计,让他们参阅国外发达国家构建此类教学楼的相关资料,在通风、防火、防毒等方面,都进行了高标准的科学处理,在充分利用国产建筑材料的基础上,一座极现代化的化学教学楼在复旦学园里拔地而起,建筑面积超过6300平方米,大大地开拓了化学系师生的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广阔天地。

章培恒,浙江绍兴人。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工作至今。现任古籍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兼治现代文学。我调整进复旦的那个时候是复旦的黄金时代。复旦在解放前是私立大学。抗战时搬到重庆,后来抗战中期变成国立大学,但是经过五二年院系调整,就把很多大学里很好的教授全都调进来了,像苏步青先生,那是从浙江大学过来的,生物系的谈家桢先生,历史系的谭其骧先生都是从浙江大学调来的。中文系的很多很有名的教授也都是别的大学调来的,比如朱东润先生是从吴江大学调进来的,刘大杰先生从西南大学调进来的,郭绍虞先生从重庆大学调来的。那就是复旦开始腾飞的时代,所以有人说复旦是暴发户,就是因为它从五二年突然增加了很多很有名的教授。当时社会上一般也没意见,或者比如浙江大学,它可能有意见,但它也不会是针对复旦,而是针对院系调整这个事情的。我五四年从复旦毕业,五五年因为胡风事件受到些牵连,当时拒绝参加“反胡风批判大会”,那是因为我认为对胡风的批判是错误的,当时也写过一些文章,虽然当时没有发表但也是有问题。那个时候受批判,受审查,后来开除党籍。另外我可能与贾植芳有什么关系,再加上当时我是中文系支部书记——当时中文系还没有总支,所以我这个支部书记就跟现在总支书记差不多。当时各个系都是没有总支的。复旦党委对我还是挺好的,当时的党委书记跟第一副书记是杨西光先生和王龄先生,都很保护我,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不开除我,自己也还是要被开除党籍——他们是迫不得已的。就是把我开除党籍,后来文革期间揭露他们时,还说对我进行了包庇。他们两位各有各的特点,但是把复旦搞得很好,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能搞成这个样子是很不容易的。前几年,我们系一位教授孙庆发,现已过世了,他也是社科院院士,有一次开校务委员会时他突然发言,说“你们应该想一想,当初杨西光先生、王龄先生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尽量把学校办好,花了很大心血,做了很多工作,你们现在比他们条件好得多,你们跟他们比比看怎么样?”所以这两个先生是很了不起的。他们把我开除党籍后让我在图书馆工作,那也是挺好的工作。大概不到一年又把我调回中文系工作,这是很不容易的,换一个地方给予开除党籍的人那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所以文革开始后召开党派大会批判他们说我是他们培养的修正主义精神贵族的标兵、改善道路的标兵,在文革期间批判的和犯的所谓百战到底的标兵,主要的批判对象就是王龄先生。另外杨西光先生后来当过市委书记,他的账已经太多了,所以这个事都算不到他的账上了。当时王龄先生主斗,找了三个人陪斗,一个就是谷超豪先生,一个是华中一先生就是后来当校长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次我跟谷超豪先生偶尔说起一起挨斗的情况,谷先生很幽默,他说当时他就讲,我们的重理轻文已经到家了。在那段时间里,还有蒋天枢先生也是给了我很多帮助的。没有这几位先生的保护和帮助我不会有今天。(章培恒教授口述,本文内容由历史系“口述史”项目组提供,题目为编者所加)

由于杨西光先生已经去世,我说话可以自由一些,不致有面谀之嫌,下面将尽量以他为例来作些说明。 现在回想起来,至少已是七八年以前的事了:在复旦大学的一次学术委员会上,当时还健在的化学系邓景发院士不知怎地提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复旦长期担任党委正、副书记的杨西光、王零先生,说是“复旦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杨、王两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们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还为复旦做了这么多工作,那么现在呢……” 我与邓先生没有任何个人交往,只是在类似上述这样的场合里听过他的几次发言,却对他十分敬佩;因为他的话大抵勇敢而精辟,很能体现知识分子的良知。他的关于杨、王两位的讲话,也深得我心。 然而,杨、王两位到底为复旦作了什么贡献呢?却又很难具体说明。想了好久,才觉得似乎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尽量营造一种适合于从事教学、科研和人才成长的环境——当然,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但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的。由于杨西光先生已经去世,我说话可以自由一些,不致有面谀之嫌,下面将尽量以他为例来作些说明。 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之后,复旦骤然增加了许多知名的教授,学术力量大增。然而,获得这种好运道的大学并不只是复旦一家,有些学校好景不长,又渐渐消沉了;有些却抓住了这一机遇,向前迈进。复旦属于后者。杨、王两位的具体做法是:对于已有的学术力量尽量保护(再说一遍,这只是以当时的条件来衡量);对于较年轻的,则极力加以扶植,因而学生也一直能受到学术水平很高或较高的教师的培养。而这一切的关键,则是对“左”的路线的抵制,但在表面上却必须顺着,甚或显得很积极,等运动过后再自己来弥补。这实是一种难度很高的技巧。 杨西光先生来复旦后的第一场大运动就是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复旦受害最烈的是贾植芳先生,我也被收在网中。当然,比起贾先生来,我实在太幸运了。 贾先生是在“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时还叫做‘反党集团’)第一批材料”公布后的第三天清晨,杨西光先生以到高教局开会为名,与他一起到了高教局,在那里由高教界的三位领导(不包括杨西光先生)与他谈话,要他交代,贾先生据理力争,然后由其中一位宣布贾先生停职检查,当晚又改为正式逮捕。关于这一事件,孙乃修先生的著作《苦难的超度——贾植芳传》有颇为翔实的记载(他所根据的是贾先生的自述),现摘引其有关杨、贾两人在路上的情况和贾先生与三位领导交锋时杨西光先生的表现如下: 坐在汽车里,贾植芳掏出“大前门”烟,刚要点火,杨××(即杨西光先生——引者)推了推他说:“贾先生,你这烟不好,抽我的,我的烟好。”他从口袋里掏出几盒“中华牌”高级香烟,递给贾植芳。杨从不抽烟。 贾植芳笑了笑,接过烟,点燃一支,独自吸起来。 坐在小汽车里,两个人的话却很少,几乎始终沉默。杨好像有心事,脸上绷得紧紧的,但又似乎努力要透露出一种热情和关切。他叫的那声“贾先生”,语调也好像与往日不同,显得格外亲切、温和。那盒“中华”烟似乎是专为贾植芳准备的。 …… 陈(三位领导之一——引者)站起来:“你这种态度是不老实的!我代表高教局宣布:贾植芳停职检查。” 杨坐在一边不吭声。这时,他有些焦急,对贾植芳说:“贾先生,你帮助组织上把问题搞清楚,你就能回来了。咱们学校缺教师呵,我们等你回来!”说完这话,他离开了。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他实在没有讨好贾先生的必要,他的上述表现,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微妙心情的流露。 我所知道的他在肃反中的另一表现,也许可作为了解其微妙心情的钥匙。那是我的一个老朋友邓××先生告诉我的。 “肃反”开始于1955年5月。被“揪”出来的不但有教职员,也有学生。在第二学期开始时,新同学进来了,毕业班的所谓有问题的学生则还需留校审查。于是学生宿舍不够了,学校的有关部门就把毕业班的这些同学安排到了很简陋的房子中,以便把原先他们所住的宿舍让给新同学。杨西光先生去看了一下他们所住的简陋房子后,对学校有关部门的人勃然大怒:“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这跟上饶集中营还有什么区别?”当时邓先生也在场,几年后他告诉我这件事说:“他这话真把我吓了一跳!上饶集中营是国民党关进步人士的,他怎么拿来相比?” 这话确有点出人意料,但却可从中看出,他对“上饶集中营”这类以政治迫害来统一思想的行为是深恶痛绝、引为大戒的。那么,他对当时以那样的手段来处置胡风等人,恐怕也有自己的看法的吧。他对贾先生的那种微妙的态度和后来对我的优容,大概都与此有关。 我是在上海解放前由于憧憬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当时是十五岁。1952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工作。由于与贾植芳先生关系密切,又写文章为胡风辩护,在贾先生被捕后我也被带到了高教局。先在局中审查,其后又转为隔离审查,送到了一个专门的处所。过了约半个月光景,又送回学校检查。回校后杨西光先生与我谈了一次话,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与他单独谈话。他的态度很温和,要我消除顾虑,好好检讨。接下来就无人管我了。现在想来我当时也真不懂事,不安分地待在自己房间里,却经常逛学校附近的书店,有时站在书店里看书一看就是半天。这可真是“自绝于党”。但也拖到了十一月,才正式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十二月把我安排到校图书馆工作。但去图书馆不久,我就被作为业务骨干,到次年十月又调回中文系任教,并一直作为业务尖子培养,优先提升职称和增加工资。要不是一位很“左”的党委常委、后来升为副书记的先生时时抵制杨西光、王零先生的“修正主义路线”而有时给我找点麻烦,我的处境简直令人羡慕。我原先只知道是王零先生和总支负责人李庆云先生、蔡传廉先生以及系主任朱东润先生在照顾我,却不知背后还有杨西光先生。1962年,徐震先生来中文系担任总支书记,他鼓励我重新入党,并且为我安排了种种条件,虽然由于那位党委副书记的反对而没有成功,但这仍成为徐震先生的一大罪状。“文革”开始后,党委中也有人贴大字报揭露杨、王的“修正主义罪行”,其中有好些涉及到我:第一是反胡风时党委原不想动章培恒的,是外面转来了材料,保不住了,才加以处理;第二,对章培恒仍多方包庇,他在中文系的日子比革命教师还好过;第三,徐震去做总支书记时,杨西光特地关照徐震,要把章培恒重新发展入党。我想,这些材料大概都是真的。 但这却使我大惑不解了。杨、王两位与我并无私人交往,我也没有对他们歌功颂德或表示感激涕零,听说王零先生在反胡风时也莫名其妙地受过审查,也许对我有点同病相怜,可杨西光先生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垂青呢?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我被揪了出来。开始还不大有人管我,让我在系里一间堆旧杂志的房间里写检查,那房间的对面是大礼堂。有一次造反派在大礼堂批斗杨西光先生,用的是高音喇叭,他们的对答我都听得很清楚。在批斗中,有一个人问:“外文系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么严重,家庭又是反革命,你为什么还要外文系加以重点培养?”回答是:“家庭是家庭问题,本人是本人问题,只要不是反革命,在业务上有培养前途的就应重点培养。”于是会场上响起了震天动地(因为有高音喇叭)的怒吼:“彻底批判杨西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这却使我对原先的疑问获得了答案:我虽被开除了党籍,但不是反革命,在业务上又确有培养前途,自然要重点培养了。这是他自己的原则,并非对我特别垂青。只可惜外文系那位老师在“文革”中被整得太惨,身体完全垮了,“文革”结束后也没能再做教学、科研工作。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的党籍恢复了。1980年因事去北京,杨西光先生正在《光明日报》当领导。我很想去看看他,但以前并无交往,觉得独自去看他有点尴尬,就请一位与杨先生相识的老朋友拉着他同去。见面是在报社里,谈话中自不免涉及以前的事。他忽然颇有感触地说:“那时我就知道办学不抓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不行,不应该搞运动,但不搞运动行吗?我只能运动来时抓运动,运动一过赶快抓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对运动的后果能弥补的尽量弥补。那时可真难啊!”稍停了停,又说:“好在当时王零同志能够理解,我们配合得不错。”我这才知道了他在复旦原是有意识地在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当然是为了学校。如果是为了自己,那就一味“左”下去好了,既安全又省力,那时又不会知道后来有粉碎“四人帮”一类事情发生。回想起来复旦大学的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出生的教师,在八十年代成为业务骨干的,大概都曾得益于他的这种策略。当时本身没有所谓问题的,例如数学专业的谷超豪院士、原子能专业的杨福家院士,都曾被作为“又红又专”的骨干,送出国去深造——当时的出国不同于现在,没有组织保送是不可能的。邓景发院士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但从本文开始所引用的他的话来看,大概也是在当时受到着意培养的。至于像我的这样所谓问题明显的,则受到蓄意“包庇”,而且参与“包庇”的有一批人,例如上文提及的李庆云先生、徐震先生(他在“左”的路线下受折磨太多,“文革”结束时身体已经很坏,多年前就去世了)等。“文革”时“批判”党委是我们这类人的“黑保护伞”,这个“伞”字倒真用得形象而生动。曾经有人称赞我在逆境中还能拼搏,其实,要不是这把“伞”撑着,我早就被压垮了,哪还谈得上拼搏?所以,邓景发先生所说的“复旦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杨、王两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确是极为公允的评价。只是我原先以为王零先生对我的照顾也许有点“同病相怜”的意味,那却是把王零先生看小了。 在这次见面中,杨西光先生还问到了贾植芳先生的情况。当时贾先生已经“解放”,但在结论中还给他留着尾巴。我简单地说了说,他就叮嘱我:“回去代我向贾先生问好。当时的事,不是我顶得住的。他以后来北京,如果高兴,打个电话给我,我派车去接他。你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回到上海,我转告了贾先生。于是他又跟我说起西光先生在车上请他抽中华烟的事。其实这事他原就跟我说过,但在当时重又提起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来他曾把杨西光先生邀他见面的事告诉过别人,但却始终没有与杨西光先生见过面。我想,这也是对的。古人本就说过:“相见争如不见?” 后来我还跟杨西光先生见过两次面,但除了体会到他对复旦旧人的关心——也许还有对他自己生命的一个阶段的怀恋——以外,具体说了些什么,已经毫无印象了。有一次因为去见他而与谷超豪先生在车中谈话的事,却记忆犹新。 那一次我与谷先生都在北京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评议组会。一天早晨,谷先生告诉我:“杨西光同志知道我们在北京,约我们今天下午到他家去聊聊,到时他有车来接。”我与谷先生原无交往,但有一件事却彼此都记得很清楚:在“文革”期间,曾开过一次全校批斗大会,批判复旦党委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谷先生、后来做过复旦校长的物理系华中一先生与我作为“白专道路”的标兵被勒令陪斗。批斗的主要对象本应是杨西光、王零先生,但当时杨西光先生已由市里看管,不是轻易揪得到的了,就只好由王零先生独唱主角,我们三人分立两厢。我忽然想:“再有一个人陪斗就颇有旧戏舞台上的架势了:中间一个主帅,旁边四员大将,尽管将帅的穿着都破烂了一些,不如戏台上的灿烂夺目。”这次在车上谈到当年一起陪斗的事,我就说了这个想法;不料谷先生说:“我当时的想法是:中国的重理轻文真是到了无孔不入、无可救药的地步,连分配白专道路的代表名额,也是理科两个,文科只有一个。” 最后,就在报上的第一版看到了杨西光先生逝世和举行追悼会的报道,追悼会的规格相当高。这消息虽然使我哀伤,但同时又想:杨西光先生在复旦已留下了很多,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又起了很大作用,人生至此,也足可告慰自己和后人了。纵使他自己还有若干遗憾,甚或强烈的遗憾,那也是时代使然;如果没有此类遗憾,也就不会有这样的贡献,至多只能做到独善其身而已。因为,时代是强大而复杂的,个人无论怎么有力都无法与时代对决。有一个作家曾写过一部颇有影响的书:《人啊!人》;但我想,同样——也许更加——不能忘记的,却是:时代啊,时代!

1954年9月,复旦大学来了一位新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校长是社会地位和学术声望都极高的老学者陈望道先生)。他一来到复旦,果然就为这古老的校园带来了一股清风,一股新鲜透明的空气,带来了一种知识分子类型的办校氛围。他与有些校长和党委书记不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更不是那种被人称之为“传达室”与“收发室”类型的人,而是一个走马星,不停地走动,走动在学园的各个角落。教研室、实验室、学生饭厅和宿舍,都是他的办公场所。他到来时,没有向群众宣布(除党委班子少数人知道),就先下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仔细地摸清复旦上上下下的情况。他不停地走进每个不同层次的人群之中,与他们交朋友,说知心话。

1952年高教部进行院系调整,江苏的金陵大学、南京大学,浙江的浙江大学和上海的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等十三所大学中的基础理论学科,都并入至复旦大学这所上海唯一的综合性大学里来。这样,华东地区那些名牌大学里的教授、讲师、助教和成百上千的学生,便都提箱携箧地将自己的书籍、文具和教学仪器,都车装船运地搬运过来。

杨西光一直默默无语地坐在一旁,直到等听到了这一声宣布,便再也坐不住了,虽然知道结果必然是如此,但心中还是一阵强烈的震撼。他尽力压住内心的感受,脸上倒是显出坦然轻松的笑容,再一次用温和的、传递着感情的话语对贾说:“贾先生,你好好地讲,只要帮助组织上把问题搞清楚,你就能回来的。咱们学校很缺教师呀,我们等你回来!”说完,转身就走了。

1955年5月14日,在《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的第二天清晨,贾植芳就被提叫到上海市高教局,由杨西光在车上陪送。贾先生心中紧张焦躁,疑虑重重。无助之中,他想抽根烟排遣排遣,于是便从怀里抽出一支香烟来准备点燃,这时,坐在身旁的杨西光连忙挡住说:

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肯于将几个理科系都并到复旦来,但对理工科所用的教学仪器,特别是化学系实验室所需用的器皿器械,却没有随着教师带过来。化学系是不能离开实验的,而杨西光又特别地强调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不能只是少数人做,多数人看,这就使得实验仪器一时间成为学校发展的瓶颈。当时,美国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国家外汇也相当地短缺,在此特殊的困境下,杨西光不仅自己努力,而且动员学校有关力量,多方奔走,千方百计地为学校进口了一批化学实验仪器。从西方国家进不来,他就设法从苏联和东欧国家采购来一批光学仪器、真空管等实验用品。

为此,在他主政这段时间里,复旦大学修建了学生宿舍23,060平方,教工和学生食堂4,840平方,图书馆6,700平方,还有前边提到的化学、生物、理化等教学楼与实验室18,100平方。

在杨西光主政复旦那个时候,苏联正在推崇一个新的学派——米丘林、李森科学派。当时中国正是全面学习、生搬硬套苏联经验的时候,特别是依照苏联学制进行院系调整之后,在教科书的建设上,更是照搬苏联那一套。这在其他学科上还好说,难就难在生物系的《生物学》这门课程了。生物系主任谈家桢教授,原是专攻摩尔根遗传学的,解放前就担任国际遗传学会理事,是国内外有名的生物学家。当时,他的学说体系正作为一个反动的理论受到广泛的批判,他的课不好上,科研活动也不好开展。杨西光来到复旦之后,主动地找到他,同他谈话,让他打消顾虑,放手大胆地做好系主任工作,还引了《礼记》中的一句话来激励他:“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鼓励他继续做他的学问,学术上的问题该探讨的探讨,该争论的争论。在杨西光及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谈家桢教授不仅将复旦生物系办得有声有色,而且还在1956年创建了复旦大学遗传研究室,1958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1961年又把遗传室发展为遗传研究所,他自任所长,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论述遗传学观点的文章。

那时,经济系有两名业务骨干:一个是蒋学模,一个是苏绍智。由于经济学很接近政治,特别是在那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之际,报刊上很需要从经济学角度阐述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文章,蒋、苏二人的名字也就经常见诸于报端,不时还要接受中宣部、高教部和上海市委下达的各项编写任务。由于他们接触到的内部材料较多,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许多做法,便产生了许多不同看法,在谈话中也经常地流露出来。杨西光知道,这在那个年代里是很危险的,就经常找他们来做思想工作,并专门为他们二人开一定范围的小型会议,让他们有什么思想想不通的问题,只管在内部谈,内部谈的话在运动中不算数。这样,既为他们创设下释放的机会,又用一种特殊的形式为他们求得一张赦免证。因此,在反右派斗争期间,蒋、苏二人便安然无恙地渡过了,但到58年拔白旗时,有人又把目光盯住了他们二人身上。高教部派来调查组到复旦大学蹲点,开始时他们气势汹汹,大有不动蒋、苏二人回去就不好交差之势,杨西光此时便挺身出来,态度非常坚定地说:“你们准备批判的两个人,是我们经济系的两面旗帜,不能倒!”就这样,硬是在枪口之下,将他们二人抢救出来。

文革期间,复旦大学造反派大批“杨(西光)、王(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说杨西光是复旦大学保护右派势力的一把大黑伞。在那人人自危的荒谬年代里,他在复旦大学打起了一柄大伞,为复旦校园撑起了一片绿荫。看起来,不论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好像都在那个“伞”字上,看到了一个最形象不过的比喻。中文系的章培恒教授在复旦百年校庆时联系到自身的坎坷遭遇,感触万千地回忆说:“曾经有人称赞我在逆境中还能拼搏,其实,要不是这把黑 ‘伞’撑着,我早就被压垮了,哪还谈得上拼搏?”

那个时期,阶级斗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政治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每隔两三年就来那么一次。杨西光1954年一来复旦,就赶上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由于复旦从来就是上海的文艺沙龙中心,自然也就难逃这次运动的重点打击的命运。

到了高教局,像三堂会审似的,在案头上坐着三位高级领导。他们略微地提出几句简单问话之后,坐在中间的一位便厉声地宣布说:“你的这种态度,是很不老实的!我代表高教局宣布:贾植芳留下来停职检查!”

这些老教授有这许多的感慨,也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经过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有些老教授想靠近组织,但也还心存疑虑,顾虑多端,既担心跟不上形势,又担心得不到信任,怕在政治上、工作上被冷落和边缘化。而在现实中,又确实有些宁左勿右、犯有“左派幼稚病”的人,他们正是拿着这种眼光看人行事的。在这样的氛围里,你想,这些老专家学者的才能,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吗?即使有些要求思想进步的人,也担心自己政治上不成熟,担心历史出身复杂,与旧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虽有积极要求,但也左顾右盼,唯恐不识深浅,弄巧成拙,反得其咎。国内著名化学家吴征铠就是一例,他在院系调整前在浙江大学刚刚被提升为该校的系主任,1952年接到调令来复旦时,就顾虑重重,不知这个新的教学环境会对自己怎样?为了摸清情况,他走在众人之前,早十多天就来到复旦。出他意料之外的是,一进校门,党委副书记王零就伸出热情的手,一把拉住他说:“你虽然还不是党员,但我们会按党员要求对待你的。我们对你也已有所了解,希望今后互相了解。”几句坦诚相见的话,使得他把一切疑虑尽都消除,满怀信心地走进复旦。杨西光来后,又发展他入了党,让他担任了新成立的物理二系的党总支书记。由新入党的老教授担任党总支书记,这在国内是很少见的,而且,杨西光还依然让他肩挑着系主任的担子,并且让他在课堂内外、教研室内外、化验室内外,结合业务做学生与青年教师的政治思想工作。如此一来,这位一身双肩挑的知名教授,怎不燃烧起满腔热情,放开手脚地托起知识闸门,不辞辛劳地教书育人,几十年来他为国家培养出无数的化学界领军人物,光是两院的院士就有五、六个,至于教授、研究员、学科带头人、化学界的尖端人才,更是数不胜数了。

杨西光对于专家教授,老一代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充分信任的;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也是非常尊重的。他很注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向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真心实意地去接近他们,同他们谈心,交朋友,几年间发展了不少像吴征铠那样的老教授入了党,例如苏步青、谢希德等等。甚至,像陈望道那样身份、地位、有着那样特殊经历(他是我国第一个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曾参加过党的早期创建活动,后因种种原因,脱离了党的组织)的人,也发展入了党。当时为了工作需要,陈望道的入党消息没有公开,直到1986年才公开出来,为世人所知,这就像杨度的入党一样,是直到周恩来总理临终之前,才把这一事实告知世人。

院系调整给复旦大学带来了良好机遇。正因为它当时有很开明得力的党委副书记王零和不久调来的书记兼副校长杨西光,齐心协力将机遇抓住,充分地发挥和恰当地运用了这些人才,这才在教学与科研上得以硕果累累,使得复旦名声鹊起,地位猛升,形成了与北京大学,两峰并峙、双水分流地居于南北扛鼎之势和并列局面,许多人都竖起姆指说:“北有北大,南有复旦”。当日的数学系教授,后来成为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曾经感慨地说:“杨西光对复旦大学和复旦数学系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敢说,没有杨(西光)、王(零),就没有今天的复旦。”当年的化学系教员、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邓景发先生也曾触景生情地说:“复旦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杨(西光)、王(零)两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们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还为复旦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而中文系的章培恒教授在百年校庆时对这段历史讲得更加清楚,他说:“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复旦骤然增加了许多知名的教授,学术力量大增。然而,获得这种好运道的大学并不只是复旦一家,有些学校好景不长,又渐渐消沉了;有些却抓住了这一机遇,向前迈进。复旦属于后者,杨、王两位抓住了机遇。”

化学系主任吴征铠教授,1955年参加高教部组织的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参观访问中,虽然被克里姆林宫的庄严肃穆、红场的革命豪情所感动,但也见到了社会中一些不良现象:小偷特别多,代表团员常丢东西;官场中收贿盛行,甚至染及学门圣地。某个大学的一位讲师因得罪了学术权威,而评不上教授。在社会分配上,人们收入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高消费区里的一张舞场门票,相当于一般职工的两个月工资。吴教授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想到啥说啥,人前人后,常把这些对苏联不满意的话流露出来。人们都知道,划分右派分子有六条标准,其中一条就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杨西光总是尽力地为这些专家教授们创设一切,提供一切,使他们得以尽量地发光,尽情地闪烁。

他一到复旦大学里来就自发地认识到,只有紧紧地团结和依靠那些可以作为,而且也必定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才能把学校办好,才能够出成果,出人才,营造出“一种适合于从事教学、科研和人才成长的环境来。”这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

“一批里出一个,一个再带动一批。”这是他着意培养中青年业务骨干的一个口号。

当时,图书资料也很缺乏,杨西光总是想尽办法为学校广开途径,从各个渠道来添置必要的图书,尽量扩大图书馆的藏书量。他见数学系有苏步青、陈建功、谷超豪、夏道行、李大潜等优秀人才,能够很快出科研成果,便采取了重点扶持的办法,他说:“我们不能撒胡椒面,把有限的科研经费零花了,要用在重点上,当下里是多为数学系订购国外最新报刊图书资料。”此外,还有化学系,那里也是科研的前沿阵地,按照他的整体部署,也要重点扶持!后来,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这两个系的期刊杂志和图书资料都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化学系通过各方面的大力协作与支援,连求索多年无法弄到的《美国化学文摘》,都完整无缺地补齐。

涉及到胡风一案的,在复旦大学还有一个青年教师章培恒。他因为与贾植芳先生关系密切,又写过文章为胡风辩护,在贾植芳被隔离后,他也被高教局召去进行隔离审查。前前后后转移了好几个地方,后来又送回到学校里,让学校党委进行监管。一回到学校,杨西光就找他谈了话,让他好好检查,安心地留守在宿舍里,不要随便外出。话外之意,让他暂时避避风头,不要节外生枝,再招惹是非。可是,这个年轻人政治上还很幼稚,而且又是学文学艺术的,一惯的浪漫散荡成性,根本没顾得上规避什么,甚至也没想要规避什么,依然固我地大大咧咧地出出进进,到校外去逛书店,在那里看书一站就是大半天。这自然便是自找祸患,引起了一片非议之声。学校党委在内外压力之下,不得不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并从教学岗位调离,下放到图书馆里去管图书。可是,等到风头一过,杨西光又把他调回到系里去做教师,还将其列入到重点培养的名单里。在提升职称、职务和长工资时,都把他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杨西光还曾向系总支书记打过招呼,考虑重新让他入党。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先生,与胡风交往密切,被看作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贾先生也没推辞,只是惨淡地对着坐在身旁的这位党委书记笑了笑,然后抽出一支,一个人沉默无语地抽起来。两个人从一上车就很少说话,差不多都是绷着脸各想各的心事,但在递烟时候叫的这一声“贾先生”,却是格外亲切、温和,其中有着多少深切关怀的含量,是一下子就能让人听得出来的。它让贾植芳的心灵深受触动,杨西光那盒并没有打开的“大中华”烟,显而易见,是他事前早已准备了要在车上相赠的。

他还鼓励系里的教师与研究生们,自己动手研制当时国内难以买到的一些实验仪器。例如,在老教授吴征铠的带领下,奋斗了两年,他们自己研制成功了国内第一台实验室用的气象色谱仪、精密分镏柱和BET固体表面测定仪等。物理系的情况也是如此,杨西光动员青年教师、助教与数学系学生合作,研究出了国内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后来,又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顺磁共振波谱仪,等等。由此在复旦掀起了群众性科研活动,到1962年时,学校里已有实验室105个,其中许多重要设备,如602计算机、低速风洞、高真空设备等,都是师生们自己设计制造出来的。

而他心里则总是坦荡荡的,因为,他自己也只住在普普通通的第七宿舍28号里,卧室的面积只有8平方米左右;而吃饭,则长期就餐于国权路上用竹棚搭起的“中灶食堂”。在他的带动下,党委委员们也都住在第七宿舍里,与群众打成一片。总务长金则人多次动员大家搬家,大家却一直守在那里以苦为乐。

1965年,杨西光调到市委,离开复旦,而复旦学园,学园里的每个复旦人,对于杨西光,对于杨西光主政复旦大学的这段岁月,都留下了深深的怀恋。越是随着时间的加长,这种怀恋越是浓郁和强烈;复旦的事业越是发展昌盛,人们对于这位为着新复旦的创建竭尽心力、流淌过浃背汗水的老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越是充满着日益加深的思念感情。

他在党委会议上提出这个方针,会下,又通过与各系总支和系领导反复榷商研究,最后确定下一个要重点培养的中青年教师名单,在三年困难时期,想办法给他们吃偏食小灶,工作上压挑子加重担,让他们成为“又红又专”、既有较强的业务知识,又有组织管理能力的带头雁。然后,学校再通过这个头雁的带领,使整个复旦的教学与科研实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实现全面的发展繁荣,让复旦的天空上升起光芒四射的繁星。

当时,复旦的教授中,科学院学部常务委员(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有三人:陈望道、苏步青、陈建功。杨西光决定首先为陈望道买下一座西式典雅的小洋楼,给他及其所领导的语言修辞研究室使用;后来又在校园里建筑了另外两座小楼,给苏步青和陈建功教授住。以当时的财力、物力来说,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说起“发光”二字,人们不能不立时想起蔡祖泉来,他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电工,后来升为技工、X光管实验室技术员。因为他有顽强的开拓精神,在我国第一个发明了节能的电灯泡,杨西光、王零等对他十分关心,将其调任玻璃工厂厂长,不久,又为他成立了一个电光源研究室,给他配备助手,让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电光源这门科学,能够有更新的突破。后来,果然是硕果累累,成为国内著名的电光源专家、中国光学学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教授、副校长,上海市和全国人大的多届代表。

编者按:4月7日是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杨西光九十五周年诞辰。《光明日报》记者邓加荣撰写的 “杨西光在复旦校园里”一文,反映了杨西光在主持复旦工作期间一心为公、密切联系群众、知人善任、竭力保护知识分子等方面的感人事迹。今本刊将该文缩编发表,以志纪念。

他对于所培养的业务骨干,不仅在政治上从难从严地锻炼你,而且在政治上也尽力地呵护你,给你一个发展的环境和成长的空间。谢希德,就是受到这种政治呵护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女物理学家。她是解放初期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一个学子。在当时,有许多人对于这些由西方文化培养出来的人,在政治上和使用上,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界限,很难做到“放手”二字。而杨西光则是大胆的放手,真心实意的放手亲自到她家中拜访,发展她入了党,选为校党委委员。杨西光调北京后,还向胡耀邦同志、宋任穷同志推荐了她,使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正由于杨西光如此识才、重才,才使谢希德在复旦学园里得以走上比较平坦的发展道路,使她充分地展现才华。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她当上了复旦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校长,出任上海市政协的领导人。

(本文由王尧基根据邓加荣写的同名原文缩编。作者为《光明日报》资深记者)

数学新星谷超豪,是复旦大学的骄傲。他还在当讲师的时候,就崭露头角,有了些名气,而且又是地下党员,因之,在杨西光主持下选定出的几十名重点培养对象中,自然也少不了他。不过对于这样一个业务尖子,杨西光也并没有放松在政治上的培养。他的原则,永远是又专又红,对于骨干教师,更是如此。但他也反对埋头攻读的人,叫作走白专道路。他说:“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有知识的人才嘛!对于这些人,不能歧视他们!”

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就是后来成为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复旦大学党委发现这个年轻人在科研方面有着很大的潜力,于是就下决心,派他到丹麦哥本哈根玻尔研究所去做访问学者。那时候(他出国时间是在1963至1965年),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是极少的,就是这个罕如奇世之珍的名额,也是学校一再努力才从高教部那里争取下来的。杨福家学成归国之后,回到了复旦,杨西光、王零等继续对他精心培养,也是让他既搞教学、科研,又兼做系行政工作,在双肩挑的岗位上刻苦锻炼,打下了后来从从容容管好复旦这样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深厚基础。

杨西光为了栽培这个数学新秀谷超豪,不仅在专业方面给他吃小灶,挑重担子,还要他锻炼政治素养,让他做双肩挑的工作,既作教员,又担任系总支副书记。他后来果然成为一个可以身负重任的全面人材,不仅在数学上屡有建树,被选为中科院院士;而且,在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任上,也领导管理得法,运筹谋划得当。

紧接着,他又积极主张并具体地推动生物系盖起了一座6200平方米的生物楼,为物理系盖起了5100平方米的物理楼,一座座格局别致、功能齐全的教学楼在复旦校园里拔地而起,让那些身怀绝技的专家、教授有了充分发挥才能的场所,也为着传承人类文明打造了宽阔的平台。

那时候,像对谷、杨这样用双肩挑重担来压的重点培养骨干,在复旦还有很多很多。例如数学系的李大潜、郑绍濂,原子能系的李郁芬、秦启宗,生物系的李致勋,化学系的强连庆、李长林、高滋,中文系的王运熙、胡裕树,物理系的华中一,经济系的江春泽,外文系的嵇书佩等,杨西光都让他们在做好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又让他们去兼作总支委员或教师支部与学生支部书记,或者是系行政、教研组负责人、重点研究项目负责人等工作。

在他主政期间,学校没有盖一间机关办公用楼;相反,还将原来机关占用的条件较好的办公楼让了出来,改做教学用楼。校部的各党、政部门,都搬进解放前建造的几栋旧楼里。这些旧楼又小又低,通风和采光条件都不好。党政机关所有各部门、各科室,都挤在那4栋总面积不到1400平方米的狭窄空间里。党委和团委合用一栋小楼,总面积也不过300多平米,党委书记和副书记都没有个人独用的办公室,他要把一切便利条件都让给第一线上的人,让给教师和学生。因为,复旦毕竟是一所学校。

有反苏言论被打成右派的,成千上万,比比皆是。而吴征铠当时得以逃脱了这个噩运,多亏杨西光、王零等校党委领导,为他设置了保护罩。先是提醒他不要到处乱讲,还专门为他召开了一定范围的小型会议,说这个会议是内部会议,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谈,不当作公开言论议处。在运动中,当有人揭发吴征铠的“反苏言论”时,杨西光在校党委会上又为之辩解,说毛主席在内部讲话中对于学习苏联已有新的精神,多次地提到苏联经济体制中存有机械繁杂地方,说农民负担沉重,职工工资差别大,有两极分化趋势,等等。这样,才算把吴征铠教授从滑向泥潭的斜坡上给拉了上来。

“贾先生,你这烟不好,抽我的吧!我的烟好!”说着,便从兜里掏出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一盒高级烟“大中华”递过去。

院系调整后许多知名教授来到复旦,如生物系的谈家桢,物理系的周同庆,化学系的吴征铠、吴浩青,数学系的苏步青、陈建功,历史系的蔡尚思,中文系的朱东润等等,都由四面八方汇聚到复旦来。一时间,人才济济,圣手如林,他们都是各学科、各门专业的领军人物。这样一来,就使复旦大大地增强了教学科研实力。

本文由鸿运彩票发布于学信档案,转载请注明出处:杨西光在复旦校园里,复旦大学百年校史中的一

关键词:

最火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