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要莫如勤奋,人民日报

来源:http://www.frontrowLondon.com 作者:学信档案 人气:180 发布时间:2019-09-18
摘要:编者按:为进一步弘扬复旦“名师文化”,传承复旦精神,保存珍贵史料,复旦大学文化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与复旦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于2009年4月联合启动“师道——复旦名师口述史”

编者按:为进一步弘扬复旦“名师文化”,传承复旦精神,保存珍贵史料,复旦大学文化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与复旦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于2009年4月联合启动“师道——复旦名师口述史”项目。在过去一年中,参与该项目的历史系师生已经先后访谈超过20位名师,他们所讲述的精彩故事将成为复旦校园文化建设的珍贵史料。本刊从本期起将陆续刊登访谈内容,以飨读者。人物简介:李致勋,1928年11月生于浙江丽水。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生物学系生物化学教研组副主任、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生物工程系主任、遗传学和遗传工程系主任、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等职。访谈时间:2009年11月访谈地点:李致勋教授家中访谈人:迪娜古丽、常琳考进复旦 跑对大门问:李老师,您当初为什么要报考复旦的生物学系动物学专业?李致勋(以下简称李):这是历史的误会,我本来是想学医的。当时上海医学院没有录取,浙江医学院录取了,复旦大学也录取了。我到浙江医学院去看了以后感觉那边条件太差,所以没有去那边,就到复旦来了。当时录取以后,系主任张孟闻教授对每个学生都要面试,问我为什么要来生物系,我说我不愿意考生物系,我是被调到生物系了,他问我那怎么办,我想既来之则安之。当时我说,我是跑对了大门,跑错了小门,复旦大学跑对了,但是这个专业不对我口。问:入校后的生活怎样呢?李:那时的生物系是很小的。当时我们开全校大会,在登辉堂——现在叫相辉堂了,那里不是有一排排的位子嘛,整个生物系就是一排,二十来个人。进入复旦以后,因为解放前有句话叫“君子群而不党”,君子可以结群结社,但是整个政治我是不关心的。但是学生运动我很有兴趣。运动我会去参加,我还很积极,但是结拜兄弟姐妹啊什么的我都不参加的。那时候学生运动很起劲,有人叫我去参加学生会部长竞选,在年级里面成立“助选团”之类的东西,我就这么去参加学生会竞选了。学生会里有个安全部,安全部那个部长把我推出来去竞选。竞选的确很热闹,不像现在竞选,那时候发传单,吃饭的时候就站在台子上面发表演说。后来那个同学他要毕业了,我就去接他的班,搞了一年安全部部长后又搞宣传部,学生工作里面也对自己锻炼很大。我一直很主张我们同学应该多参加社会活动,多去锻炼,对你以后的工作很有好处,这种锻炼机会很难得。问:解放以后生物系在课程教学上是不是受苏联影响比较大?李:说起这个话题就很复杂了。解放以后啊,我们就学习苏联嘛,我们的作息时间、生活习惯全按照苏联那一套,我们的专业计划、教学设置都按照苏联那套进行。我们复旦对口的是列宁格勒大学,苏联专家也到中国来,我们吃饭、生活习惯都变了,早上9点钟上课——苏联天冷嘛,列宁格勒天冷,他们早上9点钟上课,我们也9点钟上课。中午吃什么,我们吃面包,叫什么苏联大面包。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所以这么搞,在学科上,就按照苏联的搞米丘林遗传学。米丘林本人是个园艺学家,但是他那个遗传学搞到后来就是李森科。李森科这个人是个政治投机家,他搞遗传学,实际上他完全不懂遗传学,他搞的已经完全政治化了。他这个人就把一切都搞得政治化,所以他认为基因是虚幻的东西、是唯心的。李森科这个人坚持认为这种学说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反唯物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样,就把遗传学政治化了,我们国内也就政治化了。谈家桢是摩尔根的学生,又如盛祖嘉、刘祖洞都曾是谈家桢的学生,他们都是美国回来的,当然坚信基因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所以在那种情况下,真正的科学精神就是坚持真理。事实是坚持了,但是坚持就要挨批判。一直到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之后,当时的陆定一召开青岛遗传学讨论会,就提出来一项任务,毛泽东提出来的百家争鸣,不能一边倒。后来因为毛泽东也有转化,当时的情况是一边倒向苏联,后来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正因为“双百”方针是文艺方针也是科学方针,就把遗传学保留下来了,谈家桢他们当时参加的青岛遗传学会议就可以畅所欲言地讲了。但是讲归讲,实际上还是不允许,还是要遭批判的。教学中是讲米丘林遗传学,不许讲摩尔根遗传学。但是毛泽东呢,他支持谈家桢搞他自己的遗传学。后来谈先生主持,在56年就成立了一个遗传学研究室,国内第一个遗传学研究室,搞摩尔根遗传学。因为要贯彻“双百”方针呢,我们复旦就破天荒地开展两门遗传学:一门摩尔根遗传学,一门米丘林遗传学,这是贯彻“双百”方针嘛。其它学校就一边倒,复旦呢,就坚持了两个遗传学同时开。尽管挨批判,但是批判管批判,谈家桢还是很坚持真理的。所以到61年,毛主席又一次接见谈家桢的时候,毛主席就问:谈先生,你的遗传学搞得怎么样?意思是鼓励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下去。 回来以后我们就搞了遗传学研究所,从遗传学研究室变成了研究所,并且遗传学这个专业正式招生,课还是开两种,由学生听了以后自己选,当然多数人听了以后肯定不会去选择米丘林遗传学。以后呢,发展很快,到后来什么是基因,基因在哪里,越来越清楚了。复旦,当然在中国来讲,是基因研究的一个中心。这个嘛,一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就遭殃了。当时复旦讲“高举摩尔根大旗”。你不举我们中国的红旗,你举摩尔根大旗,那不是举资本主义大旗么?所以到“文化大革命”再次遇到了困难。“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是更惨,不仅学术不能做,伤及皮肉了,斗人了。总而言之,复旦的遗传学专业很不容易,谈先生能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问:那生物系后来成立生化专业是怎样一个过程呢?李:53、54年,我学生的时候是动物学专业,一直到58年,我转到了这个生化专业,58年成立了生化专业嘛。当时学校里面党委的确是很正确的,提出来学科要融合,就是生物同化学,生物同物理。怎么搞边缘学科,当时也是很看准这个方向,的确(这些)选择是很不错的,本来没有生化这个专业,全国都没有,我们是第一个办的。但是我们的师资力量就是借助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科学院生化所。那我们这里呢,就是从其他专业调了一些教师,从化学系、生物系的动物、植物专业调了些教师来搞。我们动物学专业基础课同化学的基础课一样,我们就从化学系补课,重新学习。比如我们周围的专业高等数学不学的,那么就要回头再去学。我们这个化学的基础不如化学系的,那么也要再去学。因为生化嘛,就是蛋白质、核酸、酶、代谢四大支柱,四个支柱我们就选了四个教师,到科学院、上海市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四个研究室,大家一起学。我(就被选派到北大)学核酸、学基因,要求三年内要把这门课程学下来。要把我们这些名教授上的课给接下来,并且要会用。当时都不懂的,我们实际上都是从头学起呀。靠科学院生化所的帮助,让我们把这个专业创起来。那么学生从哪里来?学生从生命专业来,当时有个中国生命专业把学生从生命专业给调过来。那么就这样把这个专业给建起来了,也是很不容易的。尝试人工合成胰岛素问:您能回忆一下当初参与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的过程么?李:五八年大跃进以后啊,毛主席就提出来要搞几大起源,其中一个就是生命起源。生命起源当时怎么入手去研究啊?当时就是由恩格斯想到蛋白体是生命存在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合成一个蛋白体,那不就是合成生命了嘛,来研究生命怎么起源不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嘛。所以上海的科学界,当时五八年大跃进不是敢讲敢说嘛,我们专业也刚刚成立,所以就画了一幅漫画,画了一个试管,试管里面一个箭头跑出来一个婴儿。试管里面能合成一个生命,生命就代表一个胖胖的小孩。毛泽东去参观这个展览会,就很称赞,最后就开始把这个项目搞起来了。北大、复旦、科学院生化所、科学院有机所四方合作,大家一起分工来搞,当时我们的确不知道怎么搞,我们实际上都是刚刚转过去的,实际上就是用化学的办法来合成蛋白质,当时选择最简单的蛋白质,因为这个蛋白质的结构搞清楚了,就是胰岛素。为了特地搞这个,就把我从北大调回来了,我那边还没有完全结束,学了一年多,就回来了。问:是五九年到六一年是吗?李:对对,回来以后就在搞这个工作。开始的确我们这种人还是基础不够,另外就是科学研究以前也没好好搞过,以前都是搞个什么鸟呀,形态分类这些东西,真正这个工作那是刚刚学了一点。搞这么大一个项目(还是没经验),尽管我们是大家分开各搞一段,然后总体再合成胰岛素。这个东西搞起来大量地用学生,学生24个小时那就都不休息的。我作为这个项目负责人基本上也不太睡觉的,都在实验室打打瞌睡就完了,那坚持的确是不容易。一方面是没经验,另一方面我们的科学态度很成问题。因为这个胰岛素的合成一步一步很复杂,它是各种不同的氨基酸组成的,每合成一步都有一个很复杂的步骤。当时头脑发热,没有那么严谨的科学态度,冲上去再说,接上去再讲,没有每一步很细致的分析,两个氨基酸合成变成二肽,二肽变成三肽,再进行分析,我们这些分析都没做,接上去再讲。很快我们就完成了,大跃进嘛。我们也没经验,那么这次合成很快就报我们这部分完成了,学校一听我们这么快能完成,当然很高兴了。当时胰岛素是打中国牌的,是中国的,因为是上海地区高校、科学院大家合作搞的。复旦党委当时也是头脑发热,很想搞个复旦牌,既然我们这个片段这么快能完成,为什么我们要和别人合作,我们自己独立搞好了,的确是领导和我们自己都有头脑发热,最后搞了复旦牌。因为我们要搞复旦牌嘛,党委就规定我们实验室要保密,就不许和科学院交流。那科学院(的人)都是我们的老师呀,原来系主任也是科学院的来担任的,就不许进校门,不仅不准他们进实验室,一上门就把他们拒绝了,就搞得关系很紧张。最后报是报了,实际上科学上是站不住的,没有研究的分析数据,过程都没有。后来科学院开始也有这个问题,他们一看我们搞,他们急了。搞到最后,大家都不行。后来再回过头来,我们搞到第二个星期就筋疲力尽了,做不下去了,钱也没有了。当时党委书记就讲,我把我的军大衣卖掉也要把这个项目支持下去,那么大的决心,但是也是支持不下去,的确是经济上面不是一点点,支持不下来。另外呢,我们靠学生的,学生要毕业,也没有办法支持下去,所以我们只能作为一个教训。但最后我们国家(的胰岛素试验)是成功了,差一点就得到诺贝尔奖了。张孟闻、谈家桢对我影响最大问:您在复旦求学和任教期间,对您影响最大的师长有哪些?他们给您有过哪些影响,可以和我们谈一谈吗?答:最早我还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系主任张孟闻 教授。我一进复旦当课代表就是他的课,他思想改造,我是帮助他的重点小组组长,专门帮助他改造思想的。他是民主教授,解放前是一个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他敢于提意见,很正直。过去上海的教师联合会联合起来反饥饿反内战,他也是领头人物之一。在复旦的民主广场——现在那个地方好像被拆掉了吧,就是那个小桥流水那边。 解放前学生集会的时候,他是民主教授,也坐在那个草坪上面,他说我一直对国民党也是不满意,所以反内战,反饥饿这些他都参与。学生在那边讲话,结果要教授讲话,他坐在前面那个矮凳子上面嘛,一个学生在后面把他一推,他人就站起来了,一站起来,学生就鼓掌,他就站上去讲了。他本来是不准备讲话的,后来他就很有名了。所以解放前国民党就是要逮捕他,国民党公安局档案里公布的有他的名字,也要把他杀掉的。他就是这么一个教授。我对他很钦佩的,觉得这个人很正直,敢于讲话。解放以后呢,他的确也很敢于讲话,有些事情上他是受人利用了。解放以后很多特务呀、反革命呀,很复杂,逮捕了一些人。他是上海市的人民代表,有些人就去找张孟闻教授告状,说我是受迫害的,我是无辜的,那么他就要出来帮人家讲话,说是不是你们搞错案件了,实际上这个(让他)帮着讲话的是真正的反革命。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提出来要全面学习苏联,他反对。那么这些问题就变成政治问题了,就被打成右派了。全家搬到东北以后,爱人自杀,女儿精神病了,儿子游泳溺死了,很惨的一家人。他后来平反了,他是错划成右派的。我原来分配不在复旦的,我不愿意留在复旦,张孟闻教授一定要把我留下来。他说我对他帮助最大,一定要把我留下来。当时我就向学校党委反映说我不愿意留下来,我还是想到外地去,想自己去闯一番事业去。党委书记就批评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复旦培养了你,你对复旦一点感情都没有。后来因为(张孟闻)是民主教授嘛,又是市里面的人大代表,所以(我)只好留在这里。他的确让我感觉到人应该怎样正直、公正地来处理一些事情。他是不管你是什么人,不对他就要讲,这点我的确是很佩服他的,的确对我影响很大。我当时做实验室的工作都是他指导的,最后那个动物学的论文——59年的那个动物学的论文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实际上我毕业以后的指导教师也是张孟闻老师。后来对我影响很大、我最敬佩的就是谈家桢了。过去他是系主任,我们和他的接触平常并不多,真正的接触啊、交流啊不太有机会,但是文化大革命创造机会了。文化大革命(时)第一张(写)谈家桢的大字报就是我写的。我记得很清楚,我还在农村学习,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党委派人叫我写大字报,当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呀,那么各个系科都要搞出个代表人物,来扫一扫。谈家桢树大招风吧,当时我兼总支副书记,又分管教师工作,分管教学科研工作,叫我回来给谈家桢写大字报。我想写他什么东西呢?第一张大字报就写了“谈氏小朝廷”:谈家桢是个菩萨,下面有比我还先一辈的“四大金刚”。 下面一帮同我年龄差不多的、比我稍微小一点的人……(加在一起)就是“谈氏小朝廷”。这个大字报出来以后当然很轰动了,党委那边说不对,现在不应该讲反封建,现在是(反)修正主义、(反)资本主义,就提出来我们学校是社会主义的,遗传所是个资本主义孤岛,那么就和牛鬼蛇神的这个资本主义挂起钩来了。所以第二张大字报“遗传所是个资本主义孤岛”这个题目就出来了。两个大字报写了以后,不仅是谈家桢一个人了,把整个遗传所都挂进去了。谈家桢打倒了,我自己也打倒了,我们两个都在一个生产队里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改造。在一个生产队里面,他住在一户人家,我住在一户人家。他那户呢是最贫困的一户人家,条件最差的。他那时候很辛苦,我们劳动的时候在一起,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三同或者是四同啊,反正像农民一样。谈家桢在农村还继续受批判,他是最大的一个反动社会权威。正好我们生物系有个教改小分队,组织为人民服务,我跟谈先生分配在一片,我记得我们每天都要去查玉米地米虫,搞清楚这个虫害的发展情况怎么样。“文化大革命”以后谈家桢要我同他一起恢复重建遗传所,我不愿意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学术同政治混在一起,老是跟着政治情况变来变去,所以心里面感觉这个地方很可怕,是个是非之地。另外谈家桢这个人呢也是一个炮筒子,一提意见就一直提到中央,你搞得好没什么,搞得不好惹来麻烦,党委肯定要批评的,所以就感觉这个是非之地呀不敢去,不想去。第二个,我就感觉大字报也是我出的,怎么去共事呀,感觉到自己不能去。但也没办法,党委决定,谈先生又要求,指名道姓地要我去。我很不开心、不愿意地去了。去了以后,第一次谈先生就找我谈心。那两个原因我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了,告诉他我真的很不想来。他听了后就特别讲大字报的问题,他说这不是你的责任,我知道你们是按照组织规定,听组织的话、听党的话。他说现在中央都承认错误了,你个人么,认识就行了,又不是你的责任,是中央的错误。那我被他讲得没话讲,感觉他这个气量真的很大,毫不在意,能看到大局、会团结人。谈先生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全力以赴啊。他给我讲:“我名到顶了,利也到顶了,我求什么?我求的是事业,要把这个事业发展,科学事业要发展。你是老党员啦,我不是党员,我还拼命为事业奋斗,你还讲得过去吗?”这个的确是大家谈得都交心了。后来我就跟谈先生讲,我既然来了,我答应一定会好好干。他说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谈先生对事业的追求啊,我的确是很敬佩的,什么事情都是自己的。他经常到北京开会,跑各个部委,他都是亲自跑的,那的确是感动了我。所以干了五年,目标完成了,该送出去的都送出去了,也回来了。实验室建设也争取到我们复旦大学的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也争取到钱,所以国外回来的人也很高兴,感觉到遗传所的条件变了,一些基本的工作可以做了——原来做基因工程没有这个硬件条件,做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做呀。这个方面确实谈先生是全力以赴,我举几个例子,当时负二十度以下的这种冰箱不能进口,但是实验呢,负八十度,必须进口。海关不批准,谈先生就带着我去跑海关。海关总署的署长听过谈先生的大名,说谈老你们什么事情呀?谈先生说:我就要个冰箱呀,就为了台冰箱,很小的事情,我不得不来找你们。那海关总署(署长)拿个条子一批,就解决了。谈先生为了台冰箱都这么跑,其他重大的仪器呀,那当然都是他花了非常大的力气,甚至挨了通报——不是通报表扬,是通报批评,两次都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这个批评我们都没有给谈先生讲,过了很久才告诉他。他的确非常坚持这种精神,除了科学的真理,还有对事业的追求,非常令人感动。我的期待问:李老师,在访谈最后,我们想听听请您对现今的大学教育有什么样的期待?答:对同学来讲,我们作为老师的还是希望你们全面发展。大学讲到最后还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真正打好后,一生受用。我们一开始学的是形态分类,最后都搞基因工程了。我们也不是什么都懂,就是靠原来的那点基础啊,然后不断在新的研究课题中吸取前沿的理论和科技知识。不可能老师教给你后你(就)什么都会,就可以拿来去用。书本是书本,真正能够用到的东西还是不多的,大量的是要靠原来的基础。所以基础怎么样也得给它打好,特别是比较广博的基础。现在不仅仅是专业相通,还要搞文理相通。你看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多次讲到文科的东西、文化艺术对他个人研究和修行的影响,对吧?包括苏老,他那个文采,真的很不错啊,包括他的字、诗词,很有才华的。只重视书本,不重视实践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教师中这个问题很普遍,学生也是。学生里面的确轻实践,重书本,因为考试就是考书本,同应试教育一样,这点同国外的差别就非常大。理论联系实际,联系实际真的是要从实际里面再反过头来,更深入地理解原来的理论,或者运用这个理论去创新。这个对教师来讲,一个是前沿理论方面的,一个是实践方面的,这两个恐怕是同样重要的。但是我们中国的确有很大一个问题,现在的院士评审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其中的关系特别复杂,还有一个是做学问的在作假。现在这种现象的确是太厉害了,我看到感觉到非常寒心。学生论文的作假都很严重。我的外孙女在读大学,今年毕业班要做论文了,我说你千万不要到网络上面去搞什么东西搞出一片论文出来,这个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这是一个培养环节,你真正要学,就是真正自己要去做,结果怎么样无所谓,你做的反结果也是成果,做失败了也是成果。现在教师里面这种现象也是很厉害,这也是一个学术道德基本的体现。好的是国内对这个东西现在是越来越重视了,但是真正从制度上面设计怎样防止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与摩尔根的师生情谈家桢与摩尔根的师生情谊从一九三二年就开始了。这一年他在燕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母校东吴大学任教。在其导师、也是摩尔根学生的李汝祺教授建议下,谈家桢将论文分解为各自独立的三篇文章,其中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异色瓢虫的生物学记录》两篇在《北平自然历史公报》上发表;作为论文核心部分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经李汝祺推荐,寄往大洋彼岸的摩尔根实验室。摩尔根仔细审阅了这位中国青年学者的论文,其字里行间显示出来的才华令他震惊。于是,他郑重地将这篇论文转交给他的助手杜布赞斯基教授。杜布赞斯基是当时国际遗传学界颇负盛名的群体进化遗传学家,看着谈家桢的论文,杜布赞斯基激动不已,他意识到,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正在从事前人没有涉足的事业。杜布赞斯基给谈家桢寄去了一封激情奔放的信函,对谈家桢进行了鼓励。谈家桢这篇论文经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的共同推荐,在美国公开发表。不久,谈家桢又收到摩尔根的回信,欢迎谈家桢去美攻读博士学位,学杂费全免。一九三四年八月,谈家桢前往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开始了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留学生涯。谈家桢见到摩尔根时,这位大胡子、高身材的美国学者,在自己的学生和同事面前显得十分谦虚热忱。这种气氛很快感染了谈家桢,令他消除了初来乍到的腼腆和不安,融入在以摩尔根为核心的群体之中。谈家桢是这样描述他记忆中的摩尔根的:“这是一位思想敏捷,不保守,判断力犀利和富有幽默感的老人,同时又是一位兴趣广泛、讲求实际的科学家。在他的整个科学生涯中,他的思想曾纵情驰骋在生物学的不同的领域中,并处处留下了巨大的成功足迹。”谈家桢还说过:摩尔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对科学真理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之中;摩尔根的这一精神和品格,已成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托马斯·亨特·摩尔根是著名的基因学说的创始人,染色体遗传学经过他的科学论证而得到公认。摩尔根的睿智之处在于他把目光放在将来,将巨大的精力用于培养遗传学事业的继承者。摩尔根实验室有一套独特的培养人才的方法,在那个被世人称为“蝇室”的实验群体中,摩尔根安排他的大弟子们具体指导学生,如此一代又一代,连绵不绝。当年李汝祺把这套教学方法带到了燕京大学,后来谈家桢又把它带进了他先后任教的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摩尔根的三大弟子中,司多芬特和布里奇与老师共享了诺贝尔奖。穆勒则以开创辐射遗传学的出色成就荣登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著名的“伴性遗传现象”、“遗传学第三定律(即连锁交换法则)”就是摩尔根和他的第一代学生共同研究的结晶。谈家桢进入摩尔根实验室时,正值染色体遗传学的全盛时期,谈家桢决定开辟以果蝇为材料的进化遗传学领域。一九三六年,谈家桢二十八岁,他的博士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细胞遗传图》通过答辩,谈家桢被授予博士学位。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一致希望谈家桢继续留在美国从事遗传学的研究。杜布赞斯基还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让谈家桢跟他一起工作一段时间。他希望,时间能冲淡他的去意。在留下来的一年里,谈家桢博览群书,广泛进行学术交流。之后,他向杜布赞斯基说了一段十分动情的话:“中国的遗传学底子薄,人才奇缺,迫切需要培养专业人才。”一九三七年,谈家桢放弃了留在海外发展的机会,毅然回国了。面对李森科的谬论一九四八年,谈家桢作为中国遗传学界的惟一代表,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宣读了论文《异色瓢虫色斑的季节性变异》,并被推选为国际遗传学会常务理事。那次会议的组织者是诺贝尔奖得主、国际遗传学会会长穆勒。穆勒教授在开幕词中告知与会者,在刚刚结束的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的决议中,已经宣布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是“烦琐哲学”、“反动的唯心主义”、“伪科学”和“不可知论”,并声称,遗传学家信奉米丘林主义还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从本质上看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世界观在生物学中的反映”。为此,苏联国内已关闭了细胞遗传学等有关实验室,销毁了有关教科书和文献资料,甚至“消灭”了果蝇。谈家桢听了十分震惊。事后他还获悉,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会议组织委员会副主席、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全苏植物育种研究所所长、著名科学家瓦维洛夫教授,因抵制李森科的理论和他的学阀作风,竟遭到了严重的迫害。早在一九四六年,谈家桢在美国讲学期间,就读到过李森科写的那本小册子《遗传与变异》,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米丘林生物学”这个名词。看到李森科把“米丘林生物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硬凑在一起,谈家桢觉得他无非是在标榜自己。李森科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二五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一九二八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父亲把越冬小麦放到春天去种植,意外地获得了好收成,受此启发,便提出了“春化作用”的概念并一举成名。之后,他进而提出“植物阶段发育理论”,但偏偏集体农庄的农民应用李森科的理论,导致了小麦大幅减产。尽管如此,他还是当上了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国际遗传学界为之震惊。而李森科决意把事情做大。一九四八年八月,大权在握的李森科精心组织了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他以院长身份所作的《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经过了最高当局修改批准。在这个报告中,摩尔根遗传学被宣判为由外国输入的、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反动生物学。这次会议后,摩尔根学派在苏联遭到完全废黜,进而销声匿迹。数百名持不同意见的知名科学家,无一例外地受到政治迫害。这一变故引发了苏联农业、医学等科学的大倒退。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以后,谈家桢应邀前往美国作学术性访问。其时在中国国内,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政权已成定局。美国科学界的许多老朋友劝谈家桢:苏联正把摩尔根学派往死里整,你是摩尔根的弟子,如果回到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去,没好果子吃;还是干脆定居下来吧,在这里,有你熟悉的师友,更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和一流的实验室设备,你就安心搞你的瓢虫和果蝇实验,搞你的遗传学研究!归去还是留下?谈家桢面临着现实的抉择。“不管如何,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一定要回到中国去!”一九四八年底,谈家桢信心满怀,再次回到了中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一九五○年,谈家桢接替贝时璋,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这年年初,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H·N·努日金来华,他不遗余力地鼓吹“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前后作了七十六次演讲,开了二十八次座谈会,参加者达十万多人。努日金到上海后,指名要与谈家桢讨论“新旧遗传学理论”。谈话一开始,努日金就嘲弄起染色体、核酸和细胞遗传质来。谈及摩尔根遗传学时,他一口一个“反动遗传学”。起初谈家桢静静地听着,后来他按捺不住了,问道:“从学术上看,摩尔根究竟有哪些观点称得上是反动的呢?”努日金的脸一下变红了,半晌才回过神来,强词夺理地说:“现在不谈什么科学本身的问题,而是首先要解决至关重要的阶级立场问题。”谈家桢哑然失笑。但伪科学毕竟是伪科学,它不能永远瞒天过海。一九五五年,前苏联有三百多位科学家联名上书,要求撤销李森科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一九五六年苏共中央接受这一请求,正式罢免了李森科。苏联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自然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曾向毛泽东坦诚过自己对遗传学问题的看法:“有一位同志,在苏联学了米丘林的遗传学回国。他跟我说,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摩尔根学派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我问他,物理学、化学找到了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了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粒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的吗?苏联认米丘林学派为学术权威,不允许摩尔根学派的存在和发展,我们不要这样做。”毛泽东听了,深以为然。这对那时已是如履薄冰,面临夭折的遗传学研究,无疑送来了福音。一九五六年八月,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了历时十五天的遗传学座谈会。谈及李森科提出的“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的观点时,于光远明确指出,这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谈家桢在会上就“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遗传物质的性状表现”和“关于物种形成与遗传机制”等问题作了发言,引起了很大反响。在会议结束前的一次聚会上,谈家桢开怀痛饮。后来,他将之自喻为“翻身后的喜悦”。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陆定一在向毛泽东汇报时,特意介绍了谈家桢。一个在重大压力下敢于对苏联老大哥说“不”的遗传学家,显然令毛泽东很感兴趣,他记住了这个名字。一九五七年三月,谈家桢作为党外人士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接见了谈家桢等人,当他走近毛泽东时,毛泽东伸出手来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在谈话时,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搞嘛,可不要怕!”当晚,陪同接见的郭沫若提出,为尽快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想把谈家桢调来北京主持科学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在座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立刻表示不同意,说科学院把高校的人才都挖走了,高校的发展就成问题了。毛泽东望了望两人,摆摆手,风趣地说:“我看从现在开始划一条‘三八线’,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毛泽东一言定乾坤,从此谈家桢就留在了高校。一九五八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细胞学教授麦克劳夫到北京大学讲学。他来中国,有其国内背景。原来,这年赫鲁晓夫又转而支持李森科,使李森科再度得势。麦克劳夫到中国仍贩卖李森科的那一套。之后他到上海开座谈会,谈家桢被点名参加。座谈会上,谈家桢驳斥了麦克劳夫的谬论,他说:遗传学的进展已经确定基因的化学结构和功能,作为一个科学家,怎能无视这些科学事实呢?一九五九年国庆节时,谈家桢第四次见到了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问谈家桢:“你对搞遗传学研究还有什么顾虑吗?”“没有顾虑了。”谈家桢泰然道。他还告诉毛泽东,“我们遵照双百方针,已成立了遗传教研室,两个学派(指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课程同时开。”毛泽东满意地笑了笑说:“我支持你。”这以后,谈家桢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在为遗传学的发展发愤努力,鞠躬尽瘁。作为基因理论创立者摩尔根的学生,作为中国生命科学的开拓者,他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摘自《毛泽东与谈家桢》张光武著华文出版社2001年8月版

 人物小传谈家桢,1909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作为我国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将“基因”一词带入中文,并创建了多个第一:建立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中国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中国第一个生命科学院。1980年,谈家桢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7年当选为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年当选为纽约科学院名誉终身院士。1999年,国际编号为3542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谈家桢星”。 11月1日晚,复旦大学生物楼107教室,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些学生聚在一起,折起了纸鹤,为谈家桢先生送行。这些“80后”、“90后”的学子,多半都没有机会聆听谈先生的教诲,或者亲眼见他一面,但折纸鹤的提议一呼百应。复旦的校园网上,也有很多帖子由衷表达着哀悼之情。只因为,在生命科学学院,谈家桢更像是大家庭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代表着学术传统和精神性存在,是年轻人心里可敬可亲的偶像。不止是这一座学院和大学。11月1日早晨,百岁老人谈家桢逝世的消息传出,在国内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又有多少人会在这样的时刻,深情回忆自己与这位“中国遗传学之父”的师生之谊,表达着对他的敬仰和赞叹?桃李满天下,用这句话形容从教70多年的谈家桢先生,毫无半点夸张。“国内但凡有学习生物的地方,你总能找到与谈先生有关的人”他的第一代学生,如今已年过九旬“没人能够数清,谈先生究竟有多少学生。国内但凡有学习生物的地方,你总能找到与谈先生有关的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余龙教授这样说。在东吴大学读大三时,谈家桢已开始兼职任惠寒小学校长和桃坞中学的生物教员。1936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被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破例聘为生物系教授、理学院院长。1942年到1947年,在浙大为躲避战火而辗转搬迁的过程中,这位年轻教授不仅在设在旧祠堂的实验室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也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18名遗传学研究生,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最早的一批“谈门弟子”当时人称“四大天王”,其中盛祖嘉、施履吉现在都已年过九旬。因为“文革”的耽搁,加上后来社会活动繁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谈先生很少再专门指导学生,但很多中青年教师都有过受他指点的经历,他们的导师,可能同时是谈先生的弟子、再传弟子……要想清晰地划分出“谈门弟子”之间的辈分关系,似乎很难。而且,也没人想过要搞得清清楚楚,因为谈先生从来没有过设立门户的想法。“在这个生命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重要的已经不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知识,而是传承到了什么样的精神和作风。谈老身上那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分析问题的思维方法和对人际关系的把握等,对我们整个团队的科研个性和优良作风影响很大。”余龙这样说。“没有他,中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也许不会进展得这么快”历经坎坷,他心中的理想始终不灭“没有他,中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也许不会进展得这么快!”卫生部部长、中科院院士陈竺这样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遗传学界当时受到苏联米丘林学派影响很大,曾师从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的谈家桢因在争论中不顾压力,坚持孟德尔、摩尔根的理论、强调基因作用而闻名,甚至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毛泽东几次接见谈家桢,指示“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这让他倍受鼓舞。在“文革”中他经受了非人的折磨,结发妻子甚至不堪受辱而自杀,即使如此,他心中的理想始终不灭。1978年后,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在谈家桢等人的力主下,生物遗传工程重新成为中国科技重点发展的领域。也是在这一年,谈家桢获邀赴美,了解到国际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次重要的补课”。回国后,他出版新作《基因工程》,还邀请国外著名遗传学家,在复旦举办了全国分子遗传学讨论班——国内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由此起步。1993年,也是因为他在国际遗传学界的威望和力主,国际遗传科学大会决定将下届大会移师北京。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世纪90年代,谈家桢还为保护中国人类基因资源一事写信给中央领导,强调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加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扶持民族生物技术产业的政策做了重要建议。这封信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基因组研究很快上升为国家级专项。一南一北两个国家级基因组研究中心成立,共同构成了我国大规模基因组测序、基因分型和生物信息学的公共平台。“吾别无所求,终生之计在树人。”2005年,谈家桢为复旦大学百年校庆致海内外校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生活中,他也一直说,学生是自己的最大财富。“希求我的学生以他们的学识服务于社会,贡献于人类。在我古稀之年,眼见我的学生,不论在国内或海外,个个脱颖而出,在各自领域里出类拔萃,不少人并以他们的创新精神走在生命科学的最前沿,做出了为世人所公认的成就,我为之感到兴奋。”“谈家桢先生是中国遗传学界坚持真理的一面旗帜……他从来就不屈服于任何非学术压力对遗传学的干扰,坚持着中国遗传学的正确方向。今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快车道,为青年学者提供的学术环境日益改善之时,我们更加感激和怀念谈先生等学术奠基人的丰功伟绩。谈先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这是陈竺,也是新一代科学家们给师长的评价。 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逝世一个多月前刚刚度过百岁生日的我国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谈家桢教授,今天7时18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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